1983年4月的一天，上海市公安处的端木宏峪收到了一封人民来信。差不多同时，他又收到公安部转发下来的同一内容的信件。
身为副处长的端木宏峪，在侦破形形色色的案件同时，还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处理一些人民来信。这些信有的是写给治安处的，有的直接写给他，内容五花八门，小到鸡毛蒜皮，大到人命关天。他们在信里有的要求治安处领导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的为破案提供线索；有的要求对案件进行重新评判。有人民来信，说明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信赖，很难否定，有些来信是对公安机关某些部门的作风进行批评和指责。
当然，到端木宏峪手里的，绝大部分是涉及到一些非常棘手的案子。从这些信件的处理上，定能看出一个领导的洞察力和气魄。
信是死者父亲写的，老人指控其儿媳梁东敏杀害了亲夫刘利源，而分局的结论是：刘利源系煤气中毒而亡。据了解，在这期间梁东敏带了孩子，多次去公安局吵闹，要求给她作出明确无罪的结论。并以死来威胁。
端木宏峪，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侦探，正被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碰到这种问题，常使人迷惑不解。端木宏峪看完信，眉宇间疑云越来越浓，内心仿佛翻腾着怀疑的骇浪：死者的父亲指控儿媳利用煤气害死了他的儿子。儿媳梁东敏要求公安局下无罪的结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着这封信，端木宏峪仿佛听见一个冤屈的灵魂在呼喊，仿佛看到阴暗角落里恶魔发出狞笑，他总觉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预感，这一夜，他失眠了。
事实上，这种事常使端木宏峪伤透脑筋。一方面，群众直接写信给他是对他的信任，崇高的职责驱使他必须作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另一方面，这是件非常得罪人的事。
然而，面对现实，端木宏峪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是相信群众来信反映的情况，沉下去，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要么对市公安分局下的结论给予充分的肯定。端木宏峪选择了前者。
于是，天平的砝码倾斜了。
端木宏峪带着一系列的疑问来到了分局。
据受理此案的同志介绍，案发那天是1983年3月12日，梁东敏在事发前一天晚上9时许，在家里的煤气灶上烧水，准备第二天早上洗脸用。9时30分，梁东敏与孩子在大房间睡觉，丈夫刘利源独自在小房间睡觉，两人都忘了关煤气。次日清晨4时20分左右，梁东敏起床去厕所解手，发现丈夫倒在地上，当即喊来堂哥和救护车。
事后，侦查人员走访了梁东敏和刘利源各自的工作单位，均未发现有什么可疑情况。但对梁东敏与同厂青工马连龙逛马路，看电影群众有所反映。
案发当天，马连龙照常上班，并无反常迹象。
由于未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故初步认为：案发前夫妻关系正常，刘利源自杀可以绝对排除煤气中毒，正常死亡可能性很大，故通知单位、家属料理后事。
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那么死者的父亲和儿媳的闹剧就不会发生。事实上，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常被一种假象所掩盖。端木宏峪亲自来到现场勘查。
死者家住一个直套间，门朝东，进房由北朝南，北为灶间，西为厕所，南为大间与小间，大小间之间有一道腰墙，墙上有一扇移窗，墙旁一扇木质门，门底缝隙为78×1.2厘米，腰墙靠西墙缝隙为47×1.7厘米，移窗上方缝为1.63×0.15厘米，灶间和小间为主要现场。
按理说，煤气溢入小间，而大小间的缝隙又这样大，为何睡在大间的梁东敏与孩子会安然无恙呢？
端木宏峪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是一个重大疑点。他提出请煤气公司的专家一同勘察现场。于是，有关的十一名专家、技术人员来到了现场。
在现场，这些权威人士做了一次煤气实验。
首先，他们对水壶烧水进行了实验。当壶里的水烧开后，发现煤气并没有熄灭，又对湿水壶滴水实验，也得出同样结论。由此，排除了因水壶滴水而造成煤气熄灭外溢的可能。
接着，按梁东敏所述煤气火头大小进行试验，四小时后，根据煤气流量测定结果，又排除了梁东敏所述当晚由烧水引起煤气外泄，丈夫中毒死亡的可能。
这次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如果煤气外溢，小房间死人，大房间必然也要死人(最起码也应中毒，安然无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从而，专家们进行煤气试验的重要数据，揭开了刘利源死亡之谜。
侦查人员重新开始对梁东敏进行调查，发现梁东敏谋害丈夫的疑点越来越大：
第一、案发当晚10时许，邻居路过梁东敏家门时，闻到有一股煤气味，正欲敲门，发现房内有灯光，当时认为房内有人未睡，故未敲门。
第二、1983年年初三下午，邻居发现梁东敏家里有浓重煤气味，后敲开门才未造成后果，当时开门的正是刘利源。
第三、据梁东敏同事反映，梁东敏与同厂马连龙关系不正常，有人曾亲眼看见梁东敏和马连龙在厂汽车间和女宿舍睡在一起。
从侦查获得的材料分析，梁东敏和马连龙有合谋杀害刘利源的重大嫌疑。
案情分析会上，端木宏峪果断提出将梁东敏、马连龙收容审查。
梁东敏被收审后，她在监房里鸣冤叫屈，大吵大闹，并拒绝签名和吃饭，情绪十分对立；而马连龙进监房后却装聋作哑，缄口不语。两人的情绪截然不同，罪犯的心理是错综复杂的。越是在这种时候，审讯人员越是要耐心，深入启发和教育他（她）们。
罪犯心理上的矛盾，往往会外露，从而泄露“天机”。
梁东敏在监房里想到了自己可怜的孩子从此无人照料，深夜还在哭泣。
侦查人员和审讯人员共同研究了梁东敏的思想，他们对症下药，告诉梁东敏：“孩子每天上学，家中一切都很好，用不着你操心，你只有把自己的问题彻底坦白交代才是唯一出路。”当梁东敏知道自己的孩子平安无事，暴露了“交代也要枪毙，不如不交代”的真实思想。
审讯人员进一步向梁东敏宣讲刑法有关条文，宣传党的政策。经过几个小时的政策攻心，逐步打消了梁东敏的思想顾虑，她终于交代了谋杀亲夫的全过程：
原来，在1981年，由于的女友自杀在自己家里，马连龙与女友家从此开始闹纠纷，马连龙便躲到厂里住。这时，由于梁东敏家离厂路远，上早班不便，也睡在厂里。两人关系逐渐亲密，最后发展到在厂里和各自家中发生两性关系。这时，梁东敏开始喜新厌旧，萌发谋杀刘利源与马结婚的念头。
他们觉得开煤气杀人神不知鬼不觉。
从1982年起，梁东敏和马连龙多次密谋，先后两次作案均未成功。第三次，梁东敏先把安眠酮放在豆浆中骗刘利源喝下，待到刘睡熟，梁东敏再把门隙用牛皮纸塞住，两只煤气大小火全部开足，11时左右，梁东敏听到刘利源咳嗽声，怕煤气对自己有影响，就用头巾捂住嘴，再把阳台门窗打开，将煤气关掉一只(另一只直开到次日凌晨四时许)。
翌晨二时，梁东敏听到刘利源从床上跌倒在地的声音，也不起床看看。
清晨四时，梁东敏见无动静就起床关掉煤气，打开厨房窗，将塞门隙的牛皮纸丢至楼下废物箱内，把水壶盛满水放在煤气灶上，做完这一切后就去叫堂哥，随后，又打电话叫救护车，当救护车来到现场，工作人员说人已死了好几个小时，已无法抢救，应该通知公安局时，梁东敏假装大哭大闹一定要求送往医院抢救……
梁东敏交代之后，审讯人员又提审马连龙，马连龙被迫交代了与梁东敏策划谋杀刘利源的过程及案发后订立攻守同盟的罪行。
歌德说：“罪恶与耻辱是不能隐藏的。”罪恶隐蔽再深，也有大白于天下之时。正是在刑警们的不懈努力下，罪恶才最终昭然天下。
几个月后，毒妇梁东敏和马连龙双双被执行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