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黑最惨的皇帝，死前还为中国增七十万领土，留两大功绩造福中国

在历史的长河中，评判一位皇帝究竟是明君还是昏君，往往有着几个公认的标准：百姓能否安居乐业、领土是否稳固或有所拓展、国内局势是否稳定，尤其是造反派是否服帖。而这最后一点，往往也取决于前两点的成效，若能让百姓吃饱饭、稳固甚至扩大领土，通常也就无人敢轻易造反。

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他推行科举制度，为寒门子弟开辟上升通道；对外击败突厥，扬我国威；还开创 “贞观之治”，让百姓得以温饱，因此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反观宋徽宗赵佶，虽在书画艺术上造诣极高，却在金兵入侵时无力护佑皇室，导致 “靖康之耻”，也因此被钉在了昏君的耻辱柱上。

再看朱元璋，他严惩贪污，对贪污六十两银子者施以剥皮填草的重刑；同时兴修水利、发放耕牛、减轻赋税，让农民得以安心耕种，称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而万历皇帝，长达三十年不上朝，对辽东女真的崛起、江南的水灾以及官员的贪腐都不闻不问，最终给子孙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被视为庸君。此外，皇权交接是否平稳也是评判的重要标准，康熙年间虽发生九子夺嫡的惨烈争斗，但雍正最终稳定了局面，可算合格；而晋惠帝一句 “何不食肉糜” 尽显昏聩，再加上八王之乱，直接导致西晋灭亡。

然而，历史上有这样一位皇帝，长期以来饱受民间谩骂，背负着暴君的骂名长达千年。但深入分析后会发现，他临死前为中国增加了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留下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功绩。

公元 618 年，江都行宫弥漫着血腥气息。隋炀帝杨广面对铜镜，平静地整理衣冠，留下那句 “好头颅，谁当斫之？” 后，便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史书中，他被描述为 “弑父淫母” 的暴君，“三征高句丽” 导致亡国，“开凿运河” 累死百万民夫。但鲜有人提及，在他去世前三个月，隋朝的版图达到极盛，面积高达 467 万平方公里。

实际上，杨广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冤的 “背锅侠”。他接手的隋朝，面临着诸多难题：关陇贵族把持朝政，地方豪强割据一方，北方突厥虎视眈眈。登基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将都城从长安迁至洛阳，这并非为了贪图享乐，而是为了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他在《营东都诏》中明确写道：“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意在打造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但这一举措却被后世曲解为 “为看琼花修运河”，甚至衍生出许多与萧皇后的艳情故事。

大业五年（609 年），杨广亲征吐谷浑。这场在史书中着墨不多的战争，实则意义重大，为中国增加了青海全境及新疆东部七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他在此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将中原政权的控制线首次推进到祁连山南麓。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隋代军报残卷显示，隋军采用 “分兵合围、断其粮道” 的战术，迫使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逃往雪山。此外，杨广在对待西域的策略上也十分高明。裴矩在张掖举办 “万国博览会” 时，他给予西域商人优厚的待遇，高昌国王麴伯雅来洛阳朝贡时，还被赐婚华容公主。新疆库车出土的隋朝 “常平仓” 遗址，更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战略粮食储备体系。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唐人皮日休的这句诗，道出了大运河的重要意义。杨广开凿大运河，绝非只是为了下江南游玩。永济渠直通涿郡（北京），通济渠连接洛阳与江都，江南河贯穿长江三角洲，三条水道将辽东、中原、江淮紧密相连，为他 “征高句丽” 提供了有力支持。北宋漕运司的账本显示，运河开通后，江淮漕粮的运输成本大幅降低。元朝郭守敬修建京杭大运河时，80% 沿用了隋代河道，直至 1908 年津浦铁路通车前，大运河一直是维系多个王朝国运的重要通道，就连如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也参考了隋代的水利测绘数据。

此外，杨广还是科举制度的真正开创者。大业二年（606 年），他废除九品中正制，设立 “进士科”。唐代出土的敦煌户籍档案显示，隋大业年间进士中寒门子弟的比例高达 61%，高于贞观年间的 43% 。杨广本人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皇帝，他组织编修的《长洲玉镜》四百卷，整理典籍三万七千多卷，比《永乐大典》早了八百年。

然而，杨广死后，他的表侄李世民在《晋书・炀帝纪》中对他进行了猛烈批判：“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但事实上，唐初的均田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等，大多是在隋朝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隋朝灭亡时，粮仓储备充足，回洛仓的存粮够全国食用五年，含嘉仓遗址中至今还堆积着大量碳化粮食，而这些都成了李唐王朝初期发展的重要资源。

2014 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联合国专家对这一 7 世纪的人工水系工程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有趣的是，在杭州拱墅区的运河博物馆里，杨广的塑像却背对观众，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对他的不公。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僵化，其创始者杨广又成了替罪羊，人们似乎忘记了，正是这一制度，让中国比欧洲早一千多年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