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届意大利乌甸尼远东电影节（Far East Film Festival）正在举行，日前，大会将本届“金桑树终身成就奖”颁发给71岁的金像金马影后张艾嘉，她也因此成为继邱复生、林青霞之后第三位荣获此殊荣的台湾影人。
翻译&整理：蓝詹
本届乌迪内远东国际电影节的最后一次座谈会，由Tim Youngs主持，邀请到《女儿的女儿》电影主创：导演黄熙，与主演及获得今年金桑树终身成就奖终身成就奖的张艾嘉。《女儿的女儿》是张艾嘉最近一部演员作品，在张艾嘉获奖仪式后放映。
张艾嘉是华语影史上不可多得的全能女电影人，她多才多艺，出道已超过半个世纪，在中港台多地发展，塑造了很多经典形象，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远东国际电影节将终身成就奖颁发给“张姐”，是毋庸置疑的明智选择。
座谈会持续一个多小时，本文进行了内容节选，保留了大部分有价值有信息的探讨，以飨读者。
————座谈会正文————
Youngs：大家好，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参与本届远东国际电影节的最后一场座谈会。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几位特别嘉宾，接下来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坐在我身边的是黄熙，《女儿的女儿》的导演。
黄熙是一位电影导演，她的电影生涯起步于侯孝贤的制作公司，并于2017年执导了她的第一部电影《强尼凯克》，这次她带她的第二部长片作品来到了远东国际电影节。
今天与我们一同出席的还有张艾嘉。昨晚我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活动，以表彰她获得的终身成就荣誉。张艾嘉当然是一位备受赞誉的编剧、导演、演员和制片人，长期活跃于香港和台湾的影视圈，有着卓越的职业生涯。我们非常高兴她能代表影片出席今天的活动。
我想先从《女儿的女儿》开始。黄熙，你能和我们谈谈这个项目的起源吗？我知道这部影片花了好几年才完成。在创作初期，是怎样的契机促使你开始这个项目的？又有哪些主题是你希望通过影片去探讨和呈现的？
黄熙：《女儿的女儿》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它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大约2018年到2019年之间，那时候还没有新冠疫情，我们也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疫情，当时大家的生活状态还算繁荣，我们也都对电影产业充满了期待。那时我刚完成了我的第一部长片，于是开始思考接下来我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回到了“爱”的这个主题。那个时候，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大约四十岁左右，开始考虑是否要在人生的最后一个能要小孩的机会里要小孩。很多人去了生育诊所，他们跟我分享了许多关于试管婴儿过程中的经历和故事。
我第一次了解到，当你要做试管婴儿的时候，实际上是需要填写一份表格的。在这份表格里，如果你在过程中遭遇不幸，比如一场悲剧性的事故或是意外去世，你需要指定谁将成为你留下的胚胎或冷冻胚胎的第一监护人和第二监护人。通常，第一监护人是伴侣或配偶。
当时我很受触动，因为我在想，如果我现在真的去做试管婴儿，表格上“第二监护人”那一栏，会写谁的名字呢？我第一个念头其实不是我妈妈，因为我不太信任她，至少第一反应是这样。我继续想到了我爸爸和我哥哥，但也都感觉哪里不太对，我说不上来，总之就是不知道该填谁。
后来过了一天左右，我想，哦，可能也没别的选择了，那就还是妈妈吧。就是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那么深刻而密不可分。就是那一刻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我又想象，如果有一天我正在工作，却突然遭遇车祸去世了，我妈妈飞到纽约来参加我的葬礼，处理我的身后事，然后突然发现，我留下了一个胚胎——一个她要来决定命运的“礼物”。
一开始这件事在我脑海中其实有点像黑色幽默的故事，并不是那种特别悲剧性的事件。所以我就以这种语气开始写了这个剧本。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当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一切都突然变得非常不一样了，方向也开始转变。
特别是在我们开始筹备的时候，因为我通常会早进行选角工作，在完成第一稿剧本后就开始，如果有任何角色可以初步决定的话，我就会开始邀请演员。正是在那个阶段，我遇见了张艾嘉。我记得她第一次读剧本时的反应是：“哇，这个故事太沉重了。” 确实，每一个角色的背景故事都充满了创伤和令人心碎的经历。
紧接着疫情就爆发了，我们也开始更多地去讨论这个剧本的走向，反复修改，一稿接一稿地打磨这个故事，一直到2022年。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能与所有演员在疫情期间一同合作、精炼角色。
Youngs除了试管胚胎主题之外，影片中其实还包含了很多跨代际以及跨文化的元素。比如我记得片中那个患有严重失智症的外婆，是什么契机让您将这些元素也融入到故事中的呢？
黄熙：这个部分对我来说就更个人一些了。因为我自己是在台北长大的，后来又去了新加坡、加拿大温哥华，最后到了美国。我一直在不同的地方之间迁移，而这种不断移动的成长经历，让我不得不去重新思考我到底来自哪里，我到底是谁。
所以当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自然会倾向于去描写那些我比较熟悉的代际关系。我把这些元素投射到了金艾霞（《女儿的女儿》中张艾嘉扮演的角色）的身上，赋予她类似的背景。为了让这个角色更真实，我还去做了一些调研，比如研究了当年那一波移民潮中从中国去美国的人，向我的父母以及一些亲戚朋友请教，他们是否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以及他们在异国他乡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
Youngs张艾嘉，我们刚才听您说您一开始觉得这个项目相当沉重。我很好奇，作为演员，当您加入这个项目时，您的想法是什么？能不能和我们多谈一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的？
张艾嘉：六年前，侯孝贤打电话给我，说：“你能不能看看一个剧本？这是一个年轻导演的作品，看看你是否愿意和她合作。”我说：“你确定吗？”后来我拿到了剧本，一看，我的天啊，这个女人怎么可以这么悲惨？所有的事都压在她身上。
于是我开始和黄熙谈这个角色，但那时候她并没有告诉我，她想把这部片子拍成一部黑色喜剧。如果她当时告诉我是喜剧或者黑色幽默，我肯定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这个角色。但她没说，所以我们就顺着艾霞这个角色一步步走下去。
我觉得这个故事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讲的是人生的不完美。我非常喜欢这一点。我们总是说，人生应该这样或者那样才是美好的。但这个故事完全不是这样，它就是在讲：人生本来就不完美。我喜欢这种设定。你必须直面发生的一切，无论是你曾经犯下的错误，还是你心中的遗憾——这些东西就算你暂时逃避，或者否认，它们最终还是会回到你面前，你必须面对。我很喜欢这一点。
所以我就一直继续和黄熙合作。后来我们遇上了疫情，而这段经历本身也很不完美，有些投资方就此消失了，我们一度不得不停下来。她中途开始做了另一个项目，是一个迷你剧，风格完全不同。我在那个项目上有一点参与，我发现和她合作非常有趣，因为她处理题材的方式和我遇到的很多年轻导演都不一样。
等到疫情过去后，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拍这部片。”我想，这可能就是命运吧，这部电影的命运就是需要这么多年去沉淀和成熟。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开始参与这个项目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离开。我们都还在这里。所有演员、工作人员，大家都回来了。
所以，当我再回到艾霞这个角色时，就像我已经认识她很久了一样。我想，一切本来就该是这样。
Youngs：我想你后来不仅是演员，实际上还担任了制片人的角色，对吗？
张艾嘉：这其实挺有趣的（笑）。因为一开始我并不是制片人。那时候是侯孝贤担任制片人，而且他和导演的关系也非常亲近，可以说像是她（黄熙）的导师一样，对吧？所以他当时是很支持这个项目的。
但后来，他身体不太好，没办法继续深度参与这个项目了。于是我慢慢介入，开始更密切地参与整个拍摄过程。等到电影拍完之后，黄熙和原来的制片人一起找到我，说：“你能不能来担任这部片子的制片人？”我就说：“好吧，那我来做制片人。”
黄熙：尤其是，当她对我说：“张姐，这里有一个胚胎，你介意替它做个决定吗？”的时候，她就答应了（笑）。
张艾嘉：对，我选择了这个胚胎。
Youngs黄熙，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与张艾嘉合作的过程是怎样的？作为一位如此资深的演员，与她共事是什么样的体验？
张艾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笑），毕竟我现在就坐在她旁边，对吧？她要怎么说呀（笑）？
黄熙：她真的很棒，太棒了，是最优秀的演员之一。不是说笑，是真的。
我觉得，我也许不能说自己幸运，但我真的非常感激有机会能和张姐合作。当然，在一开始我们彼此还不太熟的时候，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大的。我会担心，这样做可以吗？这样对吗？这个安排合适吗？在那种压力之下，有时候你会想要放弃，心想算了就这样吧。你知道，整个工作节奏、沟通的方式都不一样。
但慢慢地，我们开始变得像朋友了。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在谈剧本、角色或故事的事情，而是我在和她分享我自己的家庭经历。我觉得就是在那时候，我跨出了一步，真正开始与她建立起一种更亲近的关系，而不只是仰望一位非常知名的电影人、一位……
张艾嘉：你可以说“长辈”（笑）。我觉得最后我们彼此建立了信任，这对演员和导演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并不是因为她年轻，我年长，年龄其实不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拍摄现场彼此之间的信任。她给了我充足的空间去发挥，而我也尽力贡献她需要的东西，与另外两个女儿的演员也合作得非常顺利。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过程，我非常享受其中。
Youngs这并不是您第一次与一位年轻女性导演合作。事实上，你多年来一直在持续支持新导演，特别是在其他项目中也有类似的经验。是什么促使您不断投入到这样的合作中，去支持这些正在崛起的创作者？
张艾嘉：我也曾经年轻过，在我刚入行的时候，有很多人帮助了我，所以现在我觉得轮到我去帮助别人了。不管是谁来找我，一定有他们的理由，也许是想听听我的意见，也许是希望我帮他们修改剧本，或者是想请我演出，甚至他们可能没什么资金。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帮到他们，满足他们的一些需求，我非常乐意去做。为什么不做呢？如果最终他们能拍出一部好电影，那我觉得这就是当下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而且我看我周围的同龄人，那些和我一样年纪的演员、女演员，很多人其实已经退休了。但我一直相信，随着我们年纪增长，经验也在累积，我们真的能演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根本不该退休，正是这些想法推动我继续做我还能做的事情。当然，遗憾的是，现在针对年长角色的好剧本并不多。不过我很幸运，很多年轻导演会带着有趣的角色来找我，我非常感恩。
Youngs我想顺便提一下《女儿的女儿》的延伸线索，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也放映了你的另一部非常精彩的影片《上海之夜》。我想请你谈一谈，像《上海之夜》这样的电影，对你来说有哪些特别的记忆？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可以分享？
张艾嘉：这真的很有趣，因为今天早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徐克一直叫我上台，我猜他可能只是觉得我在台上会让他觉得很安心吧（笑）。
《上海之夜》是我唯一一部和徐克全程合作的作品，但我很感谢他，是他帮助我真正踏入了香港电影圈。我出生在台湾，事业也是从台湾开始的，最初演的主要是文艺片、爱情片一类的，所以其实演出节奏和香港电影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第一次请我去香港拍片时，是一部动作喜剧，叫《最佳拍档》。他们要求我把我在台湾剧情片的表演方式切换到喜剧的节奏里，对我来说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我一开始有点难理解，因为我比较理性，我会先思考“因为这样，所以我会那样回应”，这是逻辑反应。但他们觉得不需要想，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流露。
当时电影的导演是曾志伟，但其实现场来了很多导演，徐克是其中之一。他指导我和另一位演员拍摄一场拿枪对打的戏，那是我人生中唯一一场拍了五十条的戏，我看到窗外的天色从白天拍到晚上，隔天早上还得继续重拍。但也正是通过这场戏，我学会了喜剧的节奏。从那以后，我开始演很多香港的喜剧电影。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所以在拍《上海之夜》的时候，对我来说其实进入角色并不困难，唯一真的很难的，就是跟徐克合作（笑）。他不睡觉、不吃饭、从不停下，你知道吗？我永远记得，我去片场都是带着牙刷和睡衣的。然后我就听到摄影棚的门“哐”地一声关上了，我们就知道——哎呀，我们又不知道要干嘛了（笑）。这就是徐克，他一直在变，一直在改。比如说我们今天拍了一场戏，隔天他可能突然说，“我改主意了，我们应该换一段台词。”于是我们又换一段台词，接着又换一段新的。等到我最后看到成片的时候，他居然又把那段台词换成了另一种。就是这样，他脑子里总是有太多想法。
所以跟他合作真的很不容易，我跟他吵过架（笑），但没关系，那就是我们俩的方式。我们后来还是变成了好朋友，他今天还叫我上台呢（笑）。
Youngs接下来我们可以接一些台下听众的问题。
记者：你提到与香港导演合作——两年前，梁普智导演来这里的时候，谈到拍摄《夜惊魂》，说有一场戏拍了三天，演员们都没怎么睡觉。那你还记得当时的拍摄经历吗？
张艾嘉：不对吧，那是徐克！
记者：他那次有说过这件事。
张艾嘉：真的吗？那我为自己感到难过，总是碰到这种导演（笑）。我只和梁普智合作过一部电影，那是一部蛮吓人的片子，发生在一个电台里，对吧？有点幻觉、惊悚的那种。我记得那部电影，但真的有连续三天没睡觉地拍摄吗？我也不太确定（笑）。
不过我告诉你，其实那个年代的拍戏方式真的挺特别的。我们经常为了赚钱同时接好几个项目，比如白天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拍一部片，然后晚上六点之后再去拍另一部，所以我们根本不睡觉。但问题是，到了最后你真的会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我连续拍戏，去了一个片场，拍完一个镜头，导演说“卡”，我就趴在那睡了四个小时。然后有人喊“准备拍了”，我一醒来，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拍哪部电影，也不知道自己在演哪个角色，真的很可怕。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再这样做了。不过很多演员那时候都这样拼命接戏，就是为了赚钱。
听众：因为你在香港和台湾都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我想问的是，在你看来，这两个地方在拍电影的方式上有什么不同吗？
张艾嘉：我总是说，拍电影其实都是一样的事情，只是每个导演、每个人的工作方式不同而已。我在很多地方都工作过，当然环境不同，体制也会有一些差别。但现在大家的系统其实都很接近了，比如我们现在都有规定的工作时数，到了时间就必须收工，连徐克都得停工，他还会抱怨，说为什么要停（笑）。
比如我和黄熙合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舒服，因为她的片场非常安静，而我很喜欢这种氛围。但我以前合作过的大多数导演都很吵，常常大声喊叫，好像希望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在拍片。但跟她合作就完全不是那样，很安静，我当时还很开心地跟她说：“哇，我喜欢你这种工作方式。”她还说：“对啊，因为你在，大家都被我警告过了，一定要安静。”是不是这样？
黄熙：是的，这是一部情绪非常浓烈的作品，所以我们尽量把片场保持得非常干净、简洁。如果有不熟悉的工作人员，我们就尽量不让他们在现场。我们就是希望给张姐和所有演员们一个像舞台剧那样的表演环境。
甚至连我和我的摄影指导之间也保持很低声的交流。张姐其实一开始不是很喜欢我们那种悄悄话式的沟通，对吧？你其实不太喜欢我们每次拍完就偷偷讲悄悄话（笑）。因为每一条之后，我都会走过去跟摄影指导确认彼此的感觉是不是都对。有时候我们甚至会笑出来，因为可能在那一条里，我们抓到了某个我们特别喜欢的东西，但我们不会马上告诉张姐，我们总是在她在场的时候偷偷进行（笑）。
张艾嘉：因为你知道，所有演员在导演喊“卡”之后都会做同样的一件事——他们总是会看向导演。
记者：《女儿的女儿》这个角色的名字“金艾霞”听起来也有点像你的名字。这两个名字的相似是有意的吗？她是不是你某种意义上的“另一个自我”？
黄熙：中间的“艾”字就是这么来的。其实在故事还只是一个构想阶段的时候，大家对“金艾霞”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都很自然、很顺。当时我并不是在一种很紧迫的情况下取这个名字的，而是连剧本都还没有，所以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提案，也还没有选角，大家就在问是谁来演这个角色。那时候所有人都说，张姐是唯一的人选。
张艾嘉：因为我总是看上去难过的样子。我本来就已经不完美了。
黄熙：我只是觉得，他们会想，“哎呀，这（角色）太难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只有张姐才能撑得住。”
听众：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黄熙导演，在《女儿的女儿》中有两处选择了李雪琴的脱口秀做转场，特别自然有趣。我知道台湾也有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女脱口秀演员，为什么会选择李雪琴？另一个问题问张艾嘉导演，我之前在大陆看过您和林奕华导演的《聊斋》，非常喜欢。我有看到新闻说您最近还是会跟林奕华导演有合作新的项目，能不能再多透露一些细节？有没有想要再去大陆之类的计划？
黄熙：关于喜剧的部分，我们尝试着去思考艾霞每天早晨会做些什么，试着列出她的日常的作息安排。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性，她不会像现在这样早上打开天气预报、新闻或音乐之类的东西。我们想到了某种音乐，但突然有一种感觉，艾霞需要一些声音，因为她失去了女儿，独自生活，已经离婚一段时间了，周围太安静了。所以我们就在想，那个公寓里应该有什么声音呢？
有一天，我的家人听到了一段单口，我突然觉得，哦，对啊，她一定有某种幽默感，因为她经历了很多事，生活中充满了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偶然听到了李雪琴的段子，讲她妈妈和奶奶的事情，觉得很有趣。于是，我就把这个段子拿到了电影里。
张艾嘉：李雪琴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女性脱口秀演员。她讲述母女关系的方式非常有智慧，这也和我们电影中探讨的内容非常契合，我觉得选用她的段子真的很好。我也认识雪琴本人，她非常聪明。
至于林奕华，我非常喜欢和他合作，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努力的舞台导演。在过去十年，甚至更久以来，我和他一起做了很多舞台剧。最近我还请他来帮我，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基金会，我在大约三十多年前成立了这个基金会，主要是做教育相关的工作，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特别是那些从事创意领域的年轻人。因此，我和很多高中生做项目。我认为高中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如果他们想走艺术或创意这条路，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需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我每年夏天都会为高中生举办一个夏令营。每五年，我会做一次大型的汇报演出，我会邀请像林奕华这样非常专业的艺术家来参与，带领这些学生，一起完成一个大型的演出。今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大项目，叫做《梁祝》，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我们把它放在现代背景下，取名为《自画像》（Self Portrait），讲的是这些孩子们进入学校之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寻找自我。这是一部音乐剧。我们做了一个试镜，这在高中生中是很少见的，所以他们必须经过试镜的过程。现在我们已经选出了18位学生，他们将接受至少一个月的训练，并在八月底进行演出。希望你能来台湾看这个演出。但你要是不能来，我肯定也会把它放到网上或者YouTube上，这样你也可以观看。
记者：张姐上一次执导筒是 2017 年的《相爱相亲》，已经是八年前了，所以很想知道张姐这几年一直在做演员，有没有想要重新再执导筒去拍一个长片？
张艾嘉：我之前拍过一部短片，在《世间有她》里面。那是在疫情之后拍的，是一部非常短的作品。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导演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想讲的好故事，没必要一定去当导演，做演员做制片人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你必须有一个你真的很想讲的故事，然后才去做，而不是仅仅因为你想当导演，所以我等了很久。
与此同时，我也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包括舞台剧的工作，也继续作为演员参与别人的项目，还做了制片。我觉得这些事情彼此都很有关系。不过，明年我会开始做我的导演作品。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我还在创作当中，是一个挺有趣的项目。
记者：我想回到今天早上放映的《上海之夜》。当时你在演那样一个喜剧角色，完全不同于现在这个悲伤、压抑、绝望的母亲的角色，那时候你那么年轻鲜活，还很搞笑。那你回看时感觉怎么样？
张艾嘉：非常残酷（笑）。你知道，昨晚我看到自己的时候，他们把两部电影的小片段放在一起，我马上转向她（黄熙），说，四十年前和四十年后，时间总是给每个东西留有空间。我非常享受做喜剧的工作，我仍然非常希望能做更多喜剧。我觉得喜剧是我的专长，并不是悲剧、伤感的事情。你知道，我真的讨厌一直哭，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我对她（黄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想在电影里哭太多。
（转向黄熙）我告诉过你，记得我告诉过你吗？
黄熙：然后我说，“我剧本里也没写哭戏啊”。
张艾嘉：但是真的很悲伤啊（笑），每次我坐在那里，然后开始演，眼泪就“唰”地一下流下来了。我不想哭，但它真的太悲伤了。所以我就跟黄熙说，我们来拍点喜剧吧。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很需要喜剧，但是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太多让人能笑出来的事情了，对吧？也许除了川普？
Youngs最后一个问题，想请两位都来谈谈，是什么推动你们作为电影人不断前进？先从黄熙开始吧。
黄熙：这问题太难了（笑）。我觉得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不管是动荡的，还是美好的、繁荣的，其实都无所谓。因为这是来自内心的一种热情，一种想要分享、表达的冲动。我想这就是驱动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每次当我看到我朋友、身边的人，甚至是陌生人身上发生的事情，都会激发我一个新的故事灵感，然后你就会很想把这个想法拍成电影。就是这样。
张艾嘉：我已经做了五十四年了。我想我从小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从小我就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我小时候原本以为我会成为一名歌手，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唱歌，我以为这会是我一生的事业。那时候我的志向是有一个家庭，生五个孩子。你知道为什么是五个孩子吗？因为我可以组一个乐队（笑）。
但事情并没有按我预期的那样发展。当我17或18岁时走进片场，我立刻知道这就是我属于的地方。从那时起，我就把它作为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个终身事业似乎不断为我打开新的机会，新的知识，我应该学习的东西和我可以做的事。记得有一天我妈对我说：“你知道吗，当一个女人到70岁，就算老了，应该退休了。”我说：“是啊，但我不觉得自己70岁。”然后我祈祷上帝，我说：“上帝，如果你不再给我灵感，我就会停下来。”但他没有停，所以我会继续做下去。
创作不易，感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