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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3日深夜，福建闽东的荒凉小路上，阮英平化装成商人，带着活动经费匆匆赶路。
身旁三个看似老实的“农民”同伴，突然从背后挥起棍棒。
阮英平猝不及防，倒地身亡。
这起谋财害命的案件，几个月后传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
粟裕闻讯后，下令彻查，誓要揪出凶手。
阮英平的死，不仅是一个革命干部的陨落，更揭开了他在闽东重建地下组织、为解放事业奋斗的壮烈篇章。
这场背叛引发的追凶行动，成为内战背景下革命者牺牲与正义追求的缩影。
阮英平，1915年出生于福建福安下白石乡顶头村，家里世代务农，日子过得紧巴。
村里地主横行，农民被高租重利压榨得喘不过气，阮英平从小就见惯了乡亲们的苦。
他13岁时，父亲因还不上地租，被地主逼得卖掉仅有的两亩薄田，家中陷入绝境。
这件事在少年阮英平心里埋下了一颗反抗的种子。
16岁，他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听到外乡来的宣传员讲土地革命，讲穷人翻身做主人的未来，阮英平第一次觉得，生活可以有另一种可能。
1931年，阮英平加入革命队伍，参与组织农民抗租斗争。
他走村串户，动员乡亲们团结起来，拒交地主的高利贷。
虽然年纪小，但他的胆量和口才让村民信服。
19岁，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闽东的革命事业。
1934年，他参与策划甘棠暴动，带领几十名农民夜袭地主武装，缴获一批枪支，点燃了闽东革命根据地的火种。
这次行动让阮英平声名鹊起，也让他明白，革命需要智慧，更需要牺牲。
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东的斗争进入新阶段。
1937年，阮英平加入新四军，活跃在闽东的崇山峻岭间，组织游击队伏击日军据点。
他熟悉地形，带着队伍在山林间神出鬼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一次在福安赤溪的战斗中，他率队偷袭日军补给站，烧毁物资，救出被俘的村民，赢得当地群众的拥护。
他的战友回忆，阮英平从不摆架子，总是和大家一起啃窝头、睡草席，遇到危险第一个冲在前头。
1938年，组织选派阮英平前往延安学习。
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系统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接触到更广阔的革命视野。
延安的艰苦生活磨砺了他的意志，也让他对党的信仰更加坚定。
学成归来，他被派往江苏、安徽一带，参与新四军的敌后作战。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阮英平升任华中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委员，负责部队的思想工作和战斗协调。
他的战略眼光和临场指挥能力，多次帮助部队化险为夷。
尽管身居高位，阮英平始终惦念闽东。
那片土地有他的童年记忆，有他最初投身革命的初心。
他常对战友说：“闽东的穷苦人还在受压迫，我得回去，帮他们打出一片新天地。”
他的话语朴实，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决心。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阮英平从一个乡村少年成长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他的经历，浓缩了无数闽东儿女为自由和正义奋斗的缩影，也为他后来的悲壮命运埋下了伏笔。
1947年5月，阮英平接到华东局的秘密任务：返回国民党控制的闽东，重建地下组织，为解放军主力进军福建准备敌后游击战。
闽东地处偏远，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布下严密封锁线，解放军主力远在数百里外，阮英平只能单枪匹马潜入。
他清楚，这趟任务凶多吉少，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但他没有犹豫，简单收拾行装，化装成一名走街串巷的布商，踏上了归途。
离开前，阮英平回到家中，短暂探望刚满月的儿子和妻子。
妻子抱着孩子，眼眶泛红，舍不得他走。
阮英平握着她的手，低声说：“革命不成功，我没法安心回家。孩子就交给你了。”
他没有多说豪言壮语，转身离去，背影消失在村口的晨雾中。
这次告别，竟成了永诀。
闽东的局势比阮英平预想的更严峻。
国民党在农村推行“清乡”，民团挨家挨户查户口，稍有可疑便抓人。
农民被高税和征粮压得喘不过气，对外来者充满戒心。
阮英平化名“阮老板”，背着布匹走村串户，表面上推销货物，暗中观察地形，寻找可靠的联络人。
他住过破旧的柴房，睡过田边的草堆，每晚都听着远处的犬吠，时刻提防敌人的搜捕。
重建地下组织的第一步，是重新点燃群众的希望。
阮英平试着和村民拉家常，聊收成、聊地租，慢慢摸清他们的心思。
但国民党宣传铺天盖地，称解放军“节节败退”，连延安都丢了。
许多农民对共产党心存疑虑，觉得革命遥不可及。
阮英平几次试图提起土地改革，却被冷眼打断，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的探子。
他意识到，单靠嘴说没用，必须用行动证明共产党的诚意。
白天，阮英平走街串巷，晚上则躲在偏僻的农舍，借着油灯的光亮写报告，规划下一步行动。
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了村子的地形、敌人的岗哨位置和群众的动态。
每次转移，他都把笔记本藏在鞋底，生怕落入敌手。
孤独感如影随形，闽东的山路崎岖漫长，他只能靠回忆战友的笑脸和儿子的模样支撑自己。
一次深夜转移，阮英平差点暴露。
他借宿在一户农家，刚躺下，就听见村外传来马蹄声。
民团突袭搜查，他迅速翻窗逃进后山，趴在灌木丛中屏住呼吸，直到天亮才敢动身。
那晚，他丢了半匹布，幸好笔记本还在。
他坐在山坡上，望着远处村庄的炊烟，喃喃自语：“总有一天，咱们得让这儿的乡亲过上好日子。”
闽东的工作就像在刀尖上行走，阮英平每迈出一步，都在赌命。
他知道，敌人无处不在，信任是奢侈品。
但他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他的身影，孤单却坚定，像是黑暗中的一盏微光，试图照亮闽东沉重的夜。
阮英平在闽东的地下工作举步维艰，直到他开始深入接触当地农民，局面才有了转机。
作为闽东本地人，他熟悉乡音乡情，懂得如何与村民拉近距离。
他走村串户，表面上是卖布的“阮老板”，实则暗中观察，寻找可以信任的联络人。
一次在福安下白石村，他遇到了林秀，一个30出头的寡妇。
林秀的丈夫死于国民党征粮时的暴行，家产被地主趁机霸占，她对当局恨之入骨。
阮英平看出她性子刚烈，在村里颇有威信，决定冒险接触。
一天傍晚，阮英平借口卖布登门，趁四下无人，低声向林秀透露身份：“我是共产党派来的，想帮乡亲们翻身。”
林秀起初半信半疑，警惕地打量他。
阮英平没有多说，掏出一份手写的传单，上面写着土地改革的承诺：推翻地主，分田到户。
林秀读完，沉默良久，终于点头：“你要真能帮我们，我拼上这条命也跟你干。”
这一刻，阮英平找到了第一个可靠的盟友。
林秀的加入如同一剂强心针。
她利用自己在村里的关系，暗中召集了几名受尽压迫的农民，在夜深人静时开会。
阮英平向他们讲解共产党的主张，承诺革命胜利后，农民将拥有自己的土地，不再受地主盘剥。
他还分享了解放军在前线的战况，澄清国民党“共军溃败”的谣言。
林秀则用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激起大家的共鸣。
渐渐地，村民们从怀疑转为信任，愿意听阮英平的安排。
为了赢得更多支持，阮英平开始实际行动。
他筹集资金，联合林秀在四个村庄设立供销合作社，以低价向农民出售农具、布匹和盐巴。
合作社还为最贫困的家庭免费提供粮食和种子，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让村民们第一次感受到革命的力量。
一次，合作社给下白石村的孤寡老人送去一袋米，老人拉着阮英平的手，泪眼汪汪地说：“从来没人这么帮过我们，你真是好人。”
阮英平还重建了农村党组织，成立了农会、妇女会和青年团。
林秀负责动员妇女，她走家串户，鼓励女人们参加识字班，学习革命道理。
青年团则由几名热血青年组成，负责传递消息和站岗放哨。
阮英平亲自培训骨干，教他们如何隐藏身份、应对敌人盘查。
他叮嘱大家：“咱们的根在群众里，群众信咱们，咱们才能成事。”
这些努力很快见了成效。
几个村庄的农民开始暗中支持革命，有人主动提供粮食，有人帮忙藏匿物资。
阮英平趁势宣传土地改革的前景，告诉大家，共产党会让每家每户有田种、有饭吃。
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土改”只是地主换个名目继续剥削，农民的生活毫无改善。
阮英平的诚意和行动，逐渐点燃了群众的希望。
林秀的果敢和阮英平的谋略相辅相成，他们的合作让地下网络初具雏形。
阮英平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的挑战还在后头。
但看着村民们眼中的光亮，他感到一切风险都值得。
他常在深夜对林秀说：“只要群众跟咱们一条心，闽东的革命火迟早会烧起来。”
林秀点头，眼神坚定。
这支小小的队伍，开始为闽东的解放铺就道路。
阮英平的努力在闽东渐渐开花结果。
他和林秀搭建的地下网络日益壮大，吸引了更多农民加入革命。
1947年夏，阮英平抓住机会，组织游击队袭击国民党在北德洋的乡公所。
深夜，十几个队员摸黑潜入，迅速制服守卫，缴获一批步枪和弹药，还处决了作恶多端的伪保长。
消息传开，附近村庄的农民奔走相告，士气大振。
紧接着，阮英平又带队在虎坝和赤溪接连得手，击溃几支反动民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农村的控制。
这些胜利让闽东的革命火种越烧越旺，越来越多的农民主动提供情报和物资。
然而，胜利的背后暗藏危机。
国民党察觉到闽东的异动，增派民团和保安队，加强对村庄的清查。
他们挨家挨户搜捕“共党分子”，甚至以“通匪”为名随意抓人。
阮英平不得不放慢行动节奏，叮嘱游击队分散隐藏。
他白天继续扮演“阮老板”，走村串户，晚上则躲在林秀安排的秘密据点，规划下一步行动。
每逢转移，他都随身携带装有经费的包裹，时刻提防敌人突袭。
这些日子，阮英平的压力与日俱增。
他深知，每一次袭击都可能连累支持革命的农民。
一次在赤溪的行动后，国民党报复性地烧毁了附近几户农家，抓走两名青年。
阮英平闻讯后，彻夜难眠。
他坐在油灯下，回忆起新四军时期战友牺牲的场景，内心充满自责。
他对林秀说：“咱们的胜利是用乡亲们的血汗换来的，我怕害了他们。”
林秀拍拍他的肩，沉声说：“不打下去，乡亲们只会更苦。你得信咱们的路是对的。”
林秀的话让阮英平重拾信心，但他仍决定调整策略，减少正面冲突，专注发展地下组织。
就在这时，阮英平察觉到队伍中的不安。
他的财务负责人周阿奎，最近行踪诡秘，常常独自外出，回来后支支吾吾。
周阿奎是个30多岁的农民，原先对革命满腔热血，但自从国民党加大清剿力度，他的态度变得暧昧。
一次开会，他提出把经费藏到别处，理由是“怕暴露”，却不肯说明细节。
阮英平不动声色地观察，发现周阿奎的眼神总在躲闪。
他开始怀疑，但又不愿轻易下结论，毕竟周阿奎曾冒着风险为游击队运送物资。
阮英平的内心在信任与警惕间挣扎。
他想起延安学到的原则：对同志要信任，但对敌人要时刻提防。
他试着找周阿奎谈心，询问他的难处。
周阿奎只说家里老母亲病重，需要钱治病，语气却吞吞吐吐。
阮英平没再追问，暗中叮嘱林秀多留意周阿奎的动向。
他知道，革命队伍里最怕的就是内鬼，一个叛徒可能毁掉所有人的心血。
胜利的喜悦被隐忧笼罩，阮英平的担子更重了。
他每天忙着联络群众、训练游击队员，还要防备敌人的围剿和内部的隐患。
深夜，他常独自坐在山坡上，望着远处村庄的灯火，默默盘算着如何让闽东的革命走得更远。
他对林秀说：“咱们的路还长，敌人不饶咱们，自己的同志也不能出错。”
林秀点头，眼神里透着和阮英平一样的坚定。
这支小小的队伍，在胜利与危机中，继续为解放闽东艰难前行。
1947年9月，阮英平的努力迎来重要成果，闽东地委正式成立，他被任命为书记。
他整合分散的游击队，组建了一支统一的力量，在闽东农村频频出击。
游击队接连袭击国民党乡公所，霍童、赤溪等地捷报频传，消灭多股反动民团，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阮英平亲自指挥战斗，带着队伍夜袭敌人据点，行动迅猛，令国民党措手不及。
这些胜利极大削弱了敌人在农村的控制，闽东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农民的支持如潮水般涌来，地下网络迅速扩展。
然而，国民党很快察觉到闽东的威胁。
他们调集两个团的正规军，联合地方保安队和民团，以“移民并村”和“查户口”为名，展开大规模围剿，试图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村庄被强行合并，农民被迫集中居住，稍有反抗便被扣上“通匪”罪名。
阮英平意识到，硬碰硬将损失惨重，必须迅速调整策略。
他在宁德天湖山召开地委紧急会议，决定化整为零，将游击队分散潜伏，同时加紧宣传，巩固群众基础。
围剿的压力下，游击队展开了一场关键战斗。
阮英平带队在坝垄后山设伏，成功击毙国民党保安中队副队长楼祖华，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紧接着，他又指挥营溪战役，游击队一举攻占营溪据点，处决反动保长，缴获大批枪支和物资。
这场胜利振奋了士气，但也彻底激怒了国民党。
他们增派兵力，布下天罗地网，誓要将阮英平的队伍一网打尽。
就在此时，灾难悄然降临。
阮英平的财务负责人周阿奎，在围剿的巨大压力下动摇了。
他偷偷与国民党取得联系，出卖了阮英平的行踪和地委的据点位置。
敌人的围剿圈迅速收紧，阮英平被迫下令游击队分散转移，自己仅带警卫员陈书琴突围。
两人昼伏夜行，躲避敌人的追捕，但国民党凭借周阿奎的情报，四处设卡，堵截所有出路。
阮英平与陈书琴在一次夜间转移中遭遇伏击，混战中失散，阮英平孤身一人，陷入绝境。
敌人步步紧逼，阮英平的处境岌岌可危。
他化装成商人，带着装有活动经费的包裹，艰难跋涉，试图赶往福州寻找地下党接头。
沿途村庄布满敌人的眼线，他不敢停留太久，只能靠吃野果充饥，鞋底磨穿，脚上满是血泡。
深夜，他来到宁德大窝村，体力已到极限。
面对陌生的村庄，他犹豫再三，最终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谎称是迷路的商人，想借宿一晚。
他不知道，这一决定将把他推向生命的终点。
悬念陡生：这户农家的主人，究竟会成为他的救星，还是致命的陷阱？
1948年2月3日深夜，阮英平拖着疲惫的身体，敲开了宁德大窝村村民范起洪的家门。
他化装成商人，谎称从宁德去福州做生意，半路迷了方向，想借宿一晚。
范起洪是个老实的庄稼汉，热情地应允，让阮英平睡在堂屋的草席上。
阮英平连日奔波，早已筋疲力尽，又因长期在闽东与农民打交道，形成了对群众的天然信任。
他放松了警惕，将包裹随意放在身旁，沉沉睡去。
这是他犯下的致命错误，违背了“财不露白”的基本原则。
范起洪家中还住着个借宿的村民周玉库。
此人40岁上下，平日里偷鸡摸狗，手脚不干净。
那晚，村里范妹仔家办白事，周玉库帮忙后借住在范家。
他一眼瞥见阮英平的鼓囊包裹，起了歹念。
趁阮英平熟睡，周玉库悄悄打开包裹，顿时面色一变：
“发了，这下真的是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