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1958年10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高贤乡聚台岗村,家境贫寒。母亲在他八个月大时因败血症去世,他由祖母抚养长大,父亲靠种地和微薄的退伍军人补贴维持生计。童年时,他住土坯房,吃粗粮,冬天靠烧柴取暖。尽管条件艰苦,他在村里的小学成绩优异,靠着刻苦学习抓住了1978年高考恢复的机会,考入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主修冶金专业。

1982年大学毕业后,许家印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厂,从技术员干起。工厂环境艰苦,机器轰鸣,他每天检查设备、记录数据,积累了管理经验。凭借严谨态度和组织能力,他逐步晋升,1983年成为副车间主任,1985年升任车间主任,管理数百名工人,优化生产流程,确保任务按时完成。到1992年,他在工厂干了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管理经验,但也意识到职业天花板。他辞去稳定工作,带着一腔抱负南下深圳。



在深圳,许家印先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业务员,跑客户、谈合同,熟悉了市场规则。1993年,他加入中达集团,接触房地产行业。当时中国房地产市场刚起步,他敏锐地捕捉到机会。1994年,他主导“珠岛花园”项目,协调施工、营销和融资,项目赚了2亿元利润。这笔钱成为他的第一桶金,也让他坚定了在房地产领域创业的决心。

1996年,许家印来到广州,租了一间简陋办公室,创立恒大地产有限公司。1997年,恒大首个项目“金碧花园”开盘,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和高效的执行,首批房源迅速售罄,恒大在广州站稳脚跟。接下来的十年,他采取高周转、大规模融资的策略,全国拿地、开发项目,业务迅速扩张。2009年11月5日,恒大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筹资72.2亿港元,市值达705亿港元,成为内地最大的非国有企业。许家印从农村青年成长为中国商界明星,2017年以420亿美元身家登顶福布斯亚洲富豪榜。

然而,恒大的快速扩张埋下了隐患。过度依赖债务融资和高杠杆运营,让公司在市场波动面前脆弱不堪。许家印的成功离不开三位“靠山”的支持,他们在关键时刻提供了资金和资源,但也因与恒大的关联而命运各异。

郑裕彤是香港商界的传奇人物,1925年8月26日出生于广东顺德,家境贫寒。15岁时,他因战乱辍学,到澳门岳父周至元的周大福金铺当学徒。1943年,他与周至元之女周翠英结婚,逐步接手家族生意。1946年,他在香港开设周大福分店,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将小金铺打造成亚洲领先的珠宝品牌。1956年,他首创999.9纯金饰品,吸引大量客户,建立品牌信誉。



1970年,郑裕彤创立新世界发展,进军房地产,开发酒店、商场和住宅项目,资产迅速累积到数百亿港元。他与恒生银行等机构保持良好关系,投资眼光精准,多次在市场低谷抄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恒大因激进扩张陷入资金困境,负债率高达96%,37个项目中仅4个达到销售标准,资金缺口达100亿元。许家印通过中间人杨受成联系到郑裕彤,寻求支持。

2009年6月,郑裕彤通过周大福投资1.5亿美元,获得恒大3.9%的股份,并追加7.8亿元人民币合作开发两个项目。当时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房地产市场回暖在即,郑裕彤看中恒大45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认为其潜力巨大。他的投资吸引了美林银行、德意志银行和科威特投资局等机构跟投,共为恒大注入5.06亿美元。这笔资金帮助恒大渡过难关,2009年11月5日,恒大成功上市,市值达705亿港元,许家印成为焦点人物。



郑裕彤并非长期持有者。2010年,他察觉中国楼市过热,逐步减持恒大股份,退出投资。他的决策极为明智,避免了恒大后来的债务危机。2012年,他因中风住院,健康状况恶化,逐渐淡出商界。2016年9月29日,郑裕彤因病去世,享年91岁,临终前家人陪伴在侧。他的家族资产在2017年仍高达255亿美元,显示其商业帝国的稳固。郑裕彤是三位“靠山”中唯一全身而退者,凭借精准的投资眼光保住了财富和声誉。



刘銮雄,1951年7月21日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潮州,是香港知名的投资家和房地产商。他家境优渥,父亲是商人,1970年他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数学学士学位。1974年回港后,他加入家族的吊扇生意,赚得第一桶金,人称“风扇刘”。1978年,他创立爱美高公司,1983年上市,1985年通过低价回购股票获利2亿港元,展现了“股市狙击手”的本色。

1986年,刘銮雄收购华人置业,转型房地产投资,拥有大量铜锣湾商铺,被称为“铺王”。他的投资风格大胆,擅长抄底,巅峰时身家超200亿港元。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他通过杨受成的介绍结识许家印,华人置业成为恒大2009年IPO的基石投资者,承诺认购大量股份,为上市提供稳定支持。此后,他多次增持恒大股票,显示对许家印的信任。

2017年,恒大扩张迅猛,进入世界500强,刘銮雄进一步加大投资,以135亿港元购入8.6亿股恒大股票,平均每股约15.7港元,成为第二大股东。初期投资回报可观,股价一度涨至31港元,他获45亿港元分红。然而,2020年疫情冲击楼市,恒大资金链紧张,2021年违约,股价跌至2港元以下。刘銮雄的妻子陈凯韵(甘比)建议抛售股票,他却选择持有,称卖出会让恒大雪上加霜。2021年8月26日和9月10日,他们减持3037.6万股,套现约1.16亿港元,但剩余股份价值大幅缩水,损失高达109亿港元。

刘銮雄的健康问题加剧了他的困境。2016年,他因肾衰竭、心脏病和糖尿病接受换肾手术,此后身体虚弱,需轮椅代步,行动不便。2023年11月,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Stuart Little表示,他对恒大投资失利不怪许家印,称“谁还能联系上他”。尽管健康恶化,他仍活跃于商界,2024年以131亿美元位列福布斯香港富豪榜第六位。刘銮雄对恒大的忠诚导致了巨额损失,身体状况也限制了他的活动,但他并未完全退出投资领域。



刘连舸与前两位不同,他并非商人,而是中国银行系统的高管。1961年5月出生于吉林,1987年毕业于吉林财贸学院,1993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他职业生涯始于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进入中国进出口银行,2015年升任行长,2018年担任中国银行行长,2019年成为董事长。中国银行是四大国有银行之一,刘连舸掌控巨额资金,影响力巨大。

2018年至2020年,恒大债务从1万亿增至2万亿,离不开银行贷款支持。刘连舸在任期间,中国银行向恒大提供了大量贷款,具体金额未公开,但业内人士认为,没有他的批准,恒大难以获得如此规模的资金。恒大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拿地、贷款、建房、再贷款的循环,刘连舸的贷款审批为这一模式提供了动力。然而,这种激进的融资策略也为恒大的债务危机埋下伏笔。



2021年恒大暴雷后,刘连舸的处境变得艰难。2023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对其调查,罪名包括受贿和非法放贷。2023年10月,他被逮捕。2024年11月26日,山东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他被控2010年至2023年间收受贿赂1.21亿元,2017年至2020年间非法发放33.2亿元贷款,造成1.907亿元损失。虽然判决未明确提及恒大,但鉴于时间重叠和恒大的贷款规模,他很可能为恒大提供了违规贷款。



刘连舸的判决是中国金融反腐运动的一部分,凸显了银行高管在房地产热潮中的角色。他的职业生涯从巅峰跌至谷底,成为恒大危机中最早被法律清算的高管。



恒大的扩张速度惊人,2009年上市后,许家印在全国拿地,项目遍布240多个城市。2010年,他进军足球,组建广州恒大队,多次夺冠;2013年推出恒大冰泉,试图进入消费品市场;2018年投资新能源汽车,计划挑战特斯拉。2016年,恒大进入世界500强,销售额超3000亿元,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房地产公司。



然而,这一切建立在债务之上。2018年,恒大债务达1.87万亿,2021年暴雷时超过2.4万亿。2020年疫情导致楼市低迷,销售骤降,资金链断裂。2021年9月,恒大未能偿还债券利息,正式违约,数百个项目停工。2023年9月28日,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捕。2024年1月29日,香港法院下令清盘恒大,债务总额超3000亿美元,公司彻底解体。

恒大的倒塌引发了广泛影响。70多万购房者支付了首付和贷款,却面对烂尾楼,生活陷入困境。业主组织维权活动,但资金早已被挪用,赔偿希望渺茫。建筑商未收到工程款,工人失业,银行坏账增加。房地产行业动荡,全国经济受到波及,市场信心受挫。

三位“靠山”的结局各异,反映了与恒大关联的风险。郑裕彤在2016年去世,退出投资及时,保住了财富和声誉。刘銮雄因健康问题行动不便,投资恒大损失109亿港元,财富虽仍可观,但身体状况限制了他的影响力。刘连舸因腐败被判死缓,职业生涯和个人财富化为乌有。

许家印的传奇从首富到囚徒,短短几年,令人唏嘘。他的成功离不开郑裕彤的资金、刘銮雄的投资和刘连舸的贷款,但过度扩张和债务依赖最终导致崩塌。这场危机不仅改变了四人的命运,也让70多万家庭背负沉重负担,暴露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高风险本质。恒大的故事是一个警示:无节制的野心和杠杆操作可能带来毁灭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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