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许，你说我这脾气算不算缺点？”1954年深秋的济南军区靶场上，王建安擦拭着配枪突然发问。许世友拎着半瓶烧酒走过来，往老战友脚边一坐： “要我说，带兵打仗的没点脾气才坏事！”两人相视大笑，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报靶声，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们军旅生涯最后一次把酒言欢。
当1955年2月授衔名单初稿摆在毛主席案头时，原本位列上将的王建安名字被朱笔圈去。笔尖在 “骄傲自满”四字下重重顿出墨痕，这个评语如同封印，让这位济南战役功臣与上将军衔失之交臂。此刻中南海的决策，与二十年前陕北窑洞里的往事遥相呼应——1937年抗大学习时，王建安就因直言不讳顶撞过苏联顾问，气得对方摔门而去，倒是许世友拍着桌子叫好： “痛快！洋教条就该治治！”
不得不说，王建安的 “傲骨”确实刻在基因里。这个黄安放牛娃出身的将领，二十岁提着砍柴刀参加黄麻起义，三十二岁带着敢死队强渡大金川。某次反围剿作战，他竟把指挥部设在前沿阵地三百米的草垛里，警卫员急得直跺脚： “师长，炮弹可不长眼！”王建安眼皮都不抬： “离战士远了指挥个球！”这种 “不要命”的作风，在1948年济南战役达到巅峰。当许世友的攻城部队被卡在永固门，是王建安带着两个团从侧翼撕开口子，炮火中他站在坦克车顶挥旗指挥的场面，连随军记者都看呆了。
有意思的是，这对 “霹雳火”搭档的恩怨情仇，比评书里的桥段还精彩。1937年抗大那场著名的 “密谋出走”事件，王建安最初确实跟着许世友收拾包袱，可走到半道越想越不对劲： “老许，咱们这是要当逃兵？”许世友当时就炸了： “放屁！老子是要回四川打游击！”两人在黄土坡上吵得脸红脖子粗，最终王建安转身跑回抗大报告。这段公案直到1948年才解开疙瘩——济南战役前夜，许世友拎着两坛烧酒踹开王建安房门： “当年你要是不告密，咱俩现在坟头草都两丈高了！”
可惜战场上的肝胆相照，终究抵不过官场微妙。1952年总参某次作战会议上，王建安对着沙盘突然发火： “陈老总，您这个部署要搁淮海战役，非让杜聿明包了饺子不可！”满座将星噤若寒蝉，陈毅的茶杯盖在桌上磕得叮当响。消息传到中南海，毛主席听完汇报沉默许久，吐出句： “该杀杀他的威风。”
值得玩味的是，在授衔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时，王建安正带着测绘队在长白山勘界。接到许世友的加急电报，他随手折成纸飞机掷出车窗： “告诉老许，有这闲工夫不如多抓几个特务。”这种近乎执拗的豁达，倒让军委领导犯了难——原本准备好的安抚谈话全派不上用场，倒是王建安主动找组织表态： “给我个副职就行，正职留给更稳重的同志。”
转机出现在1955年授衔半年后。许世友借着汇报台海局势的机会，把济南战役的作战地图铺在毛主席书桌上： “主席您看，要是没王疯子这个侧翼突击，济南城还得再流三万人血。”据说毛主席盯着地图上标注的永固门突破口，突然笑出声： “这个王建安，打仗是真疯，脾气也是真倔！”次年春天，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任命书悄然下达，上将军衔虽然迟到，终究没有缺席。
1980年冬，七十二岁的王建安在病床上接到中央军委慰问电话。当工作人员询问有何要求时，老人盯着窗外纷扬的雪花： “把我那件旧军大衣捐给军事博物馆吧，里衬上还留着济南城的弹片。”在场的人无不动容——那件伴随他半辈子的军大衣，肘部补丁摞着补丁，唯独将星肩章始终光洁如新。
黄永胜晚年曾评价： “王疯子要是不犯倔，五五年能进军委班子。”这话或许有些道理，但历史没有如果。就像济南大明湖畔那块弹痕累累的城墙砖，残缺本身何尝不是最真实的勋章？当我们在档案馆翻开泛黄的《干部鉴定表》， “骄傲自满”的批语旁，赫然还有叶帅亲笔补注的一行小字： “然其忠勇，世所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