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桃园经验推广影响力逐渐加大，让江青有了借口参政，别的领域不太合适，可是文艺却是江青的本行，于是选择从文艺入手
江青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得到了林彪的赞同。
江青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江青认为这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她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战果。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跑到苏州去找林彪，谈了她的一些想法和意见。
她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
她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
得到了林彪的赞同。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部队几个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
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
刘志坚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后，两人研究，决定由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并由刘志坚带队。
此外，还带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作为随员一同前往。名单经总政治部党委通过后，报给了叶群，叶群又报给了江青，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参加座谈。
江青为什么要召开这个座谈会，怎么个开法，与会者当时并不了解江青的意图。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刘志坚说，会议确定在上海开，要他们2月2日就来上海。
在刘志坚等人去上海之前，叶群又给刘志坚打来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地念了林彪的话：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好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刘志坚一字一句记录后，并逐字逐句与叶群作了核对。
之后，叶群又交代刘志坚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转达给江青。
名为“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一人谈。诬称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是“座谈会”的主调2月2日上午，刘志坚等一行六人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延安饭店。
据莅会者后来披露： 天下午，江青派张春桥把刘志坚接到丁香花园住处谈话。刘志坚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地转达了林彪的那几句话。
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
“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
下午5点钟，江青召集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也在座。
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座谈会”尚未正式开场，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氛围。
接着，江青向与会者介绍她的经历，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同主席结婚后，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怎样给主席当“文艺哨兵”。
讲她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作调查研究，“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舞台，一塌糊涂”。
她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于是“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她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
“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新中国成立17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
这实际上是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晚上同与会者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看电影和听江青的“一言堂”谈话。
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
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只好看完电影之后凭记忆由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
江青看电影的时候，看一部就否定一部，指责这些电影有的是：
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的；
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人民军队的；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宣扬和平主义；有的专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又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有的则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
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除了看电影、听江青谈话，还进行了几次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不论是个别交谈还是集体座谈，也都是听江青一个人谈。
“座谈会”开到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 当时想，看了十多天电影，江青讲了那么多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
于是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写了三个部分，约3000字。
第一部分写召开座谈会的经过；
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
第三部分写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的措施。
这个《纪要》写好后，打印了30份。当时刘志坚等四人还研究要不要送给江青看的问题。考虑的结果，还是送给了她一份。
随后，刘志坚等一行六人乘飞机路过济南，给住在南郊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纪要》，并简要地汇报了座谈情况。
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第二天上午，刘志坚等一行由济南乘飞机回北京。刘志坚等一行刚到北京机场，就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活，说这个《纪要》
“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反映她的意思”，
“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刘志坚派人来上海，她帮助修改。
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刘志坚立即将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及江青的意见，向肖华主任作了汇报。两人商定，派陈亚丁回上海参加修改。陈亚丁随即又返回了上海。
陈亚丁返回上海后，张春桥把他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纪要》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
“你来了，很好。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伯达、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儿就来，一起商量一下。”
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陈伯达拿出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主要是两点：
第一，陈伯达说：“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
“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陈伯达又说：“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 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因此，当时拍的很多电影就开始遭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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