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春秋五霸一直是以专有名词之形式在教授，并且明确地指出春秋五霸为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5人，再附带说明春秋五霸之丰功伟业——“尊王攘夷”。但有趣的是，如将这既定的概念带到中国传统经典里，尤其是以同是呈现春秋为内容的《春秋》，以至于《三传》，便找不出共鸣，更别说“尊王攘夷”。如再检阅先秦诸子，歧异则更大，如《墨子》、《荀子》所论述的春秋五霸，即非今所知之定解。于是，不免怀疑所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之合法性。也就是说，春秋五霸为一模糊名词。
事实上，对于春秋五霸不稳定性的问题，两汉以来之诸贤早已注意，甚至加以辩解。如班固奉旨所编《白虎通》就明显记载着春秋五霸之两种异说，这显示在当时至少有两种异说存在。又如何休与郑玄对春秋五霸作个别的分析，从而认定是否真为霸者。也就因为春秋五霸是可以讨论的，因此部分前贤在探讨春秋五霸异说之余，出现了自我再定义的现象，如全祖望就有“齐一而晋四也”的论调。当然，亦出现了实非“五霸”的说法，如孔颖达的“其数无定限也”。然而，不论这些论点本身是站在哪一种立场以成说，所要面对的挑战多半是针对于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这一说法的怀疑。换句话说，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5人所组成的春秋五霸在不稳定之情况下依旧流传。
既然春秋五霸历来已有异说存在，且直至今日依旧持续讨论，为何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所代表的春秋五霸会成为通说，这实属值得关注与讨论之问题。
又“霸”与“伯”二字历来多互用，陆德明《经典释文》即载：“伯音霸又如字本又作霸”、“二伯如字又音霸”。此外，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时亦言：“霸”，“俗用为王霸字，实伯之假借字也。”也就是说，“五霸”与“五伯”在流传的过程中已混淆其界，不能别其义。换言之，在讨论春秋五霸之时，不能忽略春秋五伯一词。
一、众家对春秋五霸的诠释
虽然《墨子》已有春秋五霸之雏型，但由于《墨子》的书写年代尚有争论，故今所能见及的资料中最早提出“五霸”一词的当为《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又说：“五霸桓公为盛”，由于孟子并无继续明言交代其余四霸为何人，因此后人在讨论孟子所提之“五霸”时，即由此产生异说。
如从孟子提出“五霸”之词来推敲其义，孟子应当认定春秋有五霸，但由于孟子本人语焉未详，故本文对于孟子之意见并不多加讨论，而着重于后世之注家。有趣的是，此情况同样发生在尸子身上，《尸子》载：“汤复于汤丘，文王幽于羑里，武王羁于玉门，越王栖于会稽，齐穆公败于？塞，齐桓公遇贼，晋文公出走，故三王资于辱，而五伯得于困也。”此文虽明言五伯，但只交代齐桓、晋文、秦穆、越句践4人，依然有“缺一”之憾，而无从认定其说。
如以《史记》为例，可发现“五霸”与“五伯”之词虽时常被司马迁所引用，但要明确交代司马迁所言之春秋五霸究竟为何，亦属困难。从以下所引文字至少可知，司马迁的五霸与今所谓的春秋五霸当是有所差异。“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由于此类提及五霸（或五伯）而未详加说明的情形在前贤著作中时时可见，因此以下仅就有确切说明其看法者来论述。
（一）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为春秋五霸
《荀子·王霸》载：“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鬩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从这段文字可知，荀子所认定之春秋五霸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5人。荀子也于《议兵》篇中继续发挥此论点：“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和齐之兵，可谓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统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
《墨子·所染》亦有相同观点：“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虽然《墨子》经过张心澄的辨伪，认为是战国末年以后才书写而成，但其记载之春秋五霸与《荀子》的说法雷同就值得玩味，更重要的是《墨子》此段文字亦同样出现于《吕氏春秋·当染》中。这是否意味着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乃战国末年的春秋五霸之通说呢？因此近人致中就认为此乃春秋五霸之古训，而张有智以为此是春秋五霸之确解，国内中小学课本也应据此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内有两本以春秋五霸为书名的通识书籍或历史故事书，所选择的“五霸”就是采用此说。一本是郑会欣的《春秋五霸》，另一本则是晁福林的《乱世称雄——春秋五霸》。相较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的通识书籍多以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的普遍认知时，如林汉达的《春秋五霸》、张景贤的《春秋五霸》，此种转变实值得注意。
（二）以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句践为春秋五霸
西汉王褒在其《四子讲德论》中曾有以下的言论：“三代以上，皆有师傅；五伯以下，各取其友。齐桓有管鲍湿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有舅犯赵衰，取戚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攘却西戎，始开帝绪；楚庄有叔孙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诸夏；勾践有种蠡渫庸，克灭强吴，雪会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寝兵，折冲万里；燕昭有郭隗乐毅，夷破强齐，困闵于莒；夫以诸侯之细，功名犹尚若此，而况帝王选于四海，羽翼百姓哉！”这段文字共出现了7位君王，其中魏文、燕昭已进入战国时代外，其余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句践皆处于春秋时代。因此王褒并没有清楚地交代这5个人是否就是其所谓的五霸，而今就姑且依其所举，认定这5人乃其所认知之“五霸”。
而实际将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句践5人称为春秋五霸的是清初的顾炎武。虽然顾炎武立说之理由全然与韩非子、王褒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其《日知录》“五伯”条曰：“‘五伯’之称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传》成公二年，齐国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杜元凯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台卿注：‘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二说不同。……若《孟子》所称‘五伯’，而以桓公为盛，则只就东周以后而言。……然赵氏以宋襄并列，亦未为允。宋襄求霸不成，伤于泓以卒，未尝霸也。《史记》言越王句践‘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伯。’……然则言三代之‘五伯’，当如杜氏之说；言春秋之‘五伯’，当列句践而去宋襄”。
从上文可知，顾炎武所认定的春秋五霸正是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句践。然而顾炎武只是全然一味地相信春秋确有五霸，并单纯地以实力衡量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5人所形成的通说，从而以削去宋襄与填入越句践之方式得出结论。无怪，马先醒于《春秋五霸与秦穆五贤》一文中调侃地说：“即使严夷夏之分者如顾炎武，竟亦不例外。”
（三）以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为春秋五霸
《白虎通·号》载：“五霸者，何谓也？……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此种组合看似第一次提出，但其所列举的5人就各自“成就”来说，并非无中生有，因此《白虎通》不过是将以往的组合（前二说）再做一新诠释。不同的是，《白虎通》认定此5人之标准，乃在于引经据典地认为“圣人与之”：“《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是知晋文之霸也。《尚书》曰：‘邦知荣怀，亦尚一人之庆。’知秦穆之霸也。楚胜郑，而不告从，而攻之，又令还师，而佚晋寇。围宋，宋因而与之平，引师而去。知楚庄之霸也。蔡侯无罪，而拘于楚，吴有忧中国心，兴师伐楚，诸侯莫敢不至。知吴之霸也”。
（四）以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为春秋五霸
此外，《白虎通》对于春秋五霸尚有一说：“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宋襄伐齐，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传》曰：‘虽文王之战不是过。’知其霸也。”
此尊宋襄的说法，正出于《公羊传》鲁僖公二十二年之传文，然而为何此说在尊宋襄之余，却选择黜吴阖闾，《白虎通》未加说明。如从应劭《风俗通义·皇霸》言“《春秋说》：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是五伯也”来推敲，当是当时流行的《春秋》传说。果真如此，黜吴阖闾的原因之一可能亦与《春秋》有关，毕竟进宋襄公之理由与《公羊传》同。而考之《公羊传》，虽赞赏吴阖闾“有忧中国之心”，但吴阖闾败楚之后，其行径依旧为“夷狄”，故《公羊传》最后还是于鲁定公四年“庚辰，吴入楚”此条经文中黜之，曰：“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这种说法亦见于《梁传》。
不过《白虎通》此说一出，遂成为通说，影响至今。如赵岐注《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一句时，就言：“五霸者，大国秉直道以率诸侯，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是也。”又如高诱注《吕氏春秋·当务》“备说非六王五伯”以及注《淮南子·泛论》“五伯有暴乱之谋”二句的“五伯”时，皆言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秦缪。再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政由五伯”一句，司马贞《史记索隐》即云：“五霸者，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此外，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一句时，也是采此说：“师古曰：‘此五伯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也。’”
即便在今日亦有学者在探讨春秋五霸之各种组合后，依然认同此说。如吕思勉《先秦史》就依通行之说立“五霸事迹上、下”二节论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又如姚秀彦于《五霸考述》中认为“本来霸不必五”，但在分析后发现仍然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较为适合，且较符合“发扬周的仪文礼让，传递大一统思想，启迪后代处理国际事务之原则和法式”等条件。再如周国荣、沈容在《“五霸”还是“五伯”》中认为春秋五霸一词只会产生出把持王政的“霸”，此非春秋五霸本意，故应以春秋五伯解释才对，认为“伯”乃“长也”“老大哥”的意思，只有讲“仁义礼信”之人才可为，于是符合条件者只剩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5人。
（五）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为春秋五霸
此看法乃颜师古注《汉书·诸侯王表》“盛则周、邵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共守”一句时所说：“师古曰：‘伯读曰霸。此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值得注意的是，颜师古本身对于春秋五霸即产生异说。不过从颜师古说五霸推敲，颜师古应是知道此说与上说不同。然而为何出现异说，应是与颜师古随着《汉书》文意之不同而自有变通有关，其在《汉书叙例》即言：“今则各依本文，敷畅厥指，非不考练，理固宜然。亦犹康成注《礼》与其书《易》相翲；元凯解《传》，无系毛、郑《诗》文。”也就是齐召南所解释的：“此文专言周衰故注异解，其不数楚庄而数吴夫差者，楚僭王未有扶弱之事，吴夫差黄池之会尝共贡职于周也。”只不过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为春秋五霸之说从何而来，实无前例。
（六）以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夫差为春秋五霸
此乃南宋黄仲元的见解，他认为论春秋五霸当以《史记》为证。因《史记》“自东迁以前，皆纪周事；东迁以后，杂记诸侯，凡齐桓、晋文、秦穆、楚庄，一一俱载”，反之宋襄公却非，故宋襄公不列春秋五霸明矣。又因《史记·吴太伯世家》曾记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一事，因此黄仲元特将吴夫差附之曰：“五霸合以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夫差为五。”
或许此春秋五霸之组合过于新颖，黄仲元除先以《史记》立说外，又以《汉书》为证，其自注曰：“汉史注五伯有三：《表》‘适戍强于五伯’，师古曰：‘伯读曰霸，五伯谓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诸侯王表》‘衰则五伯扶其弱’，师古曰：‘此五伯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地理志》‘春秋时五伯迭兴’，师古曰：‘此五伯，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今以春秋始末考之，合以夫差与桓、文、穆、庄为五。”
（七）以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为春秋五霸
此说最为特殊，出于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外编·春秋五霸失实论》：“春秋之五霸，其说不一。或曰：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也；或则进吴阖闾而退宋襄；或又登越句践而去秦穆。愚皆不以为然。……然则五霸之目，究以谁当之？曰：齐一而晋四也。……文也，襄也，景也，悼也，接齐桓而五也。”
全祖望所认定霸者之标准，乃“必能使天下望国皆来听命，定其朝聘之节，张其征讨之威，号令分明，有如葵丘，如践土，而后不？于礼乐征伐之自出。”由此观之，全祖望重视的乃“大”的“会盟”，因此对以往认定秦穆、宋襄、楚庄、吴阖闾以及越句践可为“霸者”的看法皆有异议，以为此五人或许皆有“主盟”过，“然从之者寥寥，讵能夸纠合之盛乎？”
（八）以齐桓、晋文、楚庄、晋悼、吴夫差为春秋五霸
黎东方《先秦史》第十二章“晋国的长期争霸（上）”，曾有以下之论点：“五霸之中不成问题的仅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三人。倘若宋襄公与秦穆公开除，只有把晋悼公与吴王夫差算进去了。”宋襄受制于楚庄，最后还被楚庄败于泓，实“不够一个霸主之资格”。而秦穆既不能与齐桓、晋文一较高下，且被晋襄败于？，明显看出“力量不够”。虽然黎东方并未说明选择晋悼与吴夫差之原因，但从其开除宋襄与秦穆之理由来论断，当是以实力为主要的考虑。
（九）以齐桓、晋文、楚庄、吴夫差、越句践为春秋五霸
马毓良于《春秋“五霸”辨》中提出此说，然或许可能因找不出古人之立说来佐证其意见，故马毓良论“春秋五霸”中的吴国时，将夫差与阖闾一起谈论。当然，马毓良的这种“五霸”组合，类似于前述《荀子》的观点。4年后，程刚出版《也谈“春秋五霸”正名》声援之。不过，程刚当初撰写此文之目的乃在商榷张有智于《“春秋五霸”正名》提出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为春秋五霸的看法。虽然程刚对于张有智以史实的角度认为齐桓、晋文、楚庄、越句践4人可列为春秋五霸并无意见，但以为张有智如果在意史实本身的话，所谓的吴王当是指夫差，并非一定要遵循古训而认定为阖闾不可。
而近几年，钟继彬与尤德艳亦分别发表了《春秋五霸与吴王夫差》与《“五霸”考释》二文来认同此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尤德艳的看法，其以为五霸的概念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此，尤德艳认为站在春秋时期论五霸，则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此说为宜；但如是处于战国以后之朝代，则还是以齐桓、晋文、楚庄、吴夫差、越句践这一组较为恰当。
（十）以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
1994年孙景坛曾发表名为《“五霸”在历史上的确切所指新说》的文章，探讨前人论春秋五霸之得失，并且一一核对众说之霸者。文章强调五霸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鲁成公二年的传文，而非《孟子》，因此“五霸”之人选不能晚于鲁成公二年，当然《荀子》、《墨子》之说也就不能成立；又以为春秋五霸之所以成为千古悬案，在于过往诸贤所论的五霸组合无一合适，因为只有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才是春秋五霸之确解，也唯有这5人才能通通符合霸者的条件：“查《左传》可知，时人明确以霸相许的共四人：齐桓、晋文、晋襄、秦穆。如：庄十五年说齐桓，‘始霸也’；僖二十七年说晋文，‘取威定霸’、‘一战而霸’；昭三年追述晋襄，‘昔文、襄之霸也’；文三年说秦穆，‘遂霸西戎’，可见这四人都应属五霸之列无疑。另一人是谁？就是楚庄。关于楚庄的霸如何解释呢？虽然《左传》对此未有明载，但事实上是用旁证来回答的。楚庄成就霸业的标志是晋、楚的？之战”。
（十一）以齐、晋、秦、楚、郑为春秋五霸
如说是特立独行，翦伯赞当之无愧。其在《先秦史》中以为春秋五霸并非一定要表示5个人，可以是5个国家，因此翦伯赞改以“五霸继起”一词贯穿春秋时期之历史：“所谓周初八百国，到春秋中叶以后，就只存几十个国家了。而在这几十个仅存的国家中，又以齐、晋、秦、楚、郑最为强大，它们相继勃兴，成为春秋时代的支配力量。……即因这几个大国突出发展，天下大局，遂归结为‘五霸继起’”。
二、春秋实非五霸
历来讨论春秋五霸，除上所举诸家因过分相信春秋确有五霸从而选筛外，事实上大多数的前辈在研究春秋五霸之后，都会认为春秋实非五霸。当然，春秋究竟有几霸，也就因人认定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霸无定限
所谓“霸”，就结果而论，杜预的“诸侯长”可说是最好的诠释，而如果以行动表示，则不得不推崇孔颖达“霸者，把也，把持王政”之见解。因此就《左传》而言，“霸”只有强国才有能力为之，毕竟要先“强”才能“把”。换言之，只要是强国皆可为“霸”，所以《左传》的“霸”并“无定限”。故孔颖达曰：“天子既衰，诸侯无主，若有强者，即营霸业，其数无定限也。”
虽然“霸无定限”为《左传》注疏家所承认，但事实上《左传》中的“强国”并非真的不可数，所争霸的依旧为齐、晋、宋、秦、楚、吴、越等，故清朝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可说是对“霸无定限”之看法做了“实指”上的修正，其在《左传纪事本末凡例》中的第二条记载：“一主王室，尊周也。次鲁，重宗国，《春秋》之所托也。次齐、晋，崇霸统也。次宋、卫、郑三国，皆为与国，其事多，且《春秋》中之枢纽也。次楚，次吴、越，其国大，其事繁，后之者，黜其僭也。次秦，志其代周，且恶之也。陈、蔡、曹、许诸小国，散见于诸大国之中，微而略之也。晋、楚之争霸，俱详晋事中，晋为主，楚为客也。”
此外，民初的卫聚贤于《五霸考》亦认为春秋五霸无非是个集团名词。因此其将《左传》中有记载到征讨诸国并主盟会的君主皆计入，而得出“十九霸”的结论。
总之，不管是孔颖达所言的“霸无定限”，或者高士奇的“争霸”论调，还是卫聚贤举出的“十九霸”，这种以“强”为“霸主”的论点，普遍由以书写春秋历史的学者所接受，从而避免历来“春秋五霸”的争论。而比较显著的例子有：童书业的《春秋史》与《春秋左传研究》，应永深、王贵民、杨升南的《春秋史话》，顾德融、朱顺龙的《春秋史》以及徐远炫的《春秋争霸》。
（二）无霸论
诚然后世学者常将“霸”与“伯”通假互用，但对于严守字辞本义的专家来说，这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霸”乃强权之表征，而“伯”为王命之所任，所以“五伯”与“五霸”是不能等同而书之的，也因为如此，在此类前贤的认知中，五伯所联系的是“三代”。至于五霸，乃后人所赋予之概念，而其目的无非是要使春秋处于乱象，当然所联系的即春秋。总之，对于严守本义之人来说，春秋时期本来就无霸者，何来五霸。
此说之论点或许过于主观，且可能违背历史事实，但传统经典并非无人提及，只是时人皆以论五霸为正途，从而无法彰显。而明显的例子当以墨守谷梁家法的经学家为最。谷梁注疏家就认为“伯”是由天子所授命，如杨士勋所言：“未得王命未可以为伯。”因此即便齐桓公为“伯”乃诸侯所共推，但最后仍是由天子所授命。而既为天子所授命，行事必以天子为主，像鲁僖公二十八年冬《榖梁传》载：“此入而执，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卫也。”范宁即曰：“伯者以王命讨卫。”换言之，“伯”在《榖梁传》中与诸侯同受天子所约束，既为天子所约束，故钟文烝认为《谷梁传》的“伯”是指《周礼》言“九命作伯”的“侯伯”。也因此在齐桓公为“伯”后，《榖梁传》仍曰“桓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以强调之。
于是，《榖梁传》于鲁隐公八年所言“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的“二伯”，并不能随便替换成“二霸”。又因“二伯”乃是相对于“五帝”、“三王”此二词而来，因此所谓的“二伯”，也就是“三代”之“五伯”，故为齐桓公与晋文公。为此，杨士勋甚至以“经典”“皆谓”疏之：“经典言五伯者，皆谓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今此传以周末言之，故知谓齐桓、晋文也。”
（三）以齐桓、晋文为“二霸”
杨士勋“经典言五伯者”中所谓的经典，今尚可见其疏的有《白虎通·号》：“五霸者，何谓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昔昆吾氏霸于夏者也；大彭、豕韦霸于殷者也；齐桓、晋文霸于周者也。”
此外，高诱注《吕氏春秋·先己》“五伯先事而后兵”，以及《左传》成公二年“五伯之霸”的杜预注、成公十八年“所以复霸也”的孔颖达疏，与《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适戍强于五伯”的颜师古注等亦都有提及。其中，高诱与颜师古又都曾提出对春秋五霸的解释，可知“三代五伯”与“春秋五霸”对其而言当属不同脉络体系；又孔颖达、杨士勋与颜师古皆为唐初之学者，可知至少于唐初“三代五伯”之说尚流行。只不过这类前贤不像谷梁注疏家那样的严守家法，认为春秋无“霸”唯“伯”尔。此点从“三代五伯”时常被书写成“三代五霸”可知。也就是说，齐桓、晋文是可以成为“二霸”的，并非只局限于“二伯”。然而有趣的是，此类诸贤却不会因为“二霸”之说从而否定其对“春秋五霸”的理解。
相反，相对于谷梁注疏家认为只有“二伯”，宋代的《春秋》学者反而崇信“二霸”。如宋朝赵鹏飞于《春秋经筌》所论证：“《孟子》之所谓五霸者，其实威、文而已。宋襄之败，为中国羞，故所不录。而秦穆、楚庄皆蛮戎之长，何名为霸？圣人岂许其霸中国哉？故秦穆、楚庄皆无予辞，非私齐、晋，而鄙秦、楚也。”
赵鹏飞除了对让“中国”蒙羞的宋襄公不认同之外，更对“夷狄”身份的秦穆公、楚庄王大加贬斥；也因其“大中国”的心态，故对吴阖闾、越句践亦采否定之态度。其言道：“秦穆、楚庄、阖闾、句践皆为中国患，圣人何忍长其寇哉？若阖闾、句践皆逞兵以斗，其私尤无足称据者，《春秋》盖狄之，君子不道也。”
除了赵鹏飞，宋人家铉翁更于《春秋集传详说》的《纲领》中，特立“明霸”一条来论述“二霸”，以为齐桓、晋文会与宋襄、秦穆、楚庄合称“春秋五霸”乃“后儒为传义所惑”，且“夫子论齐桓、晋文之谲正，未尝及秦、宋、楚。”因此《春秋》只有“二霸”，当然春秋时期也就只有齐桓、晋文两位“霸者”。
稍晚的黄震，以及元代的赵禤、明代的杨慎、钟忻，无不受“二霸”论的影响。事实上，这还只是冰山一角，相信从宋朝以降深信“二霸”的学者当不止如此。至于民国以来，认为春秋只有齐桓、晋文“二霸”的，亦不乏其人，著名的有梁启超的《春秋载记》、钱穆的《国史大纲》，以及马先醒的《春秋五霸与秦穆五贤》。
（四）以齐桓、宋襄、晋文、晋襄、晋灵、晋成、晋景、晋厉、晋悼、晋平、晋昭、晋顷、晋定为十三伯
南宋的李琪在处理《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中的“霸世纪”时，就采8个小节，列举了“齐桓、宋襄、晋文、晋襄、晋灵、晋成、晋景、晋厉、晋悼、晋平、晋昭、晋顷、晋定”十三位“霸者”。而考察其“作意”，除了延续诸夏夷狄之别来区分“霸者”，更重要的是以齐、宋、晋“十三伯”来配东周“十四王”以编《春秋》世纪，其说如下：“琪少窃妄意，叙东周时有四王之统，合齐、宋、晋十有三伯之目，举诸侯数十大国之系，皆世为之纪，不失全经之文，略备各代之实。……”
李琪的说法，得到元人俞皋的继承，其在《春秋集传释义大成》的《春秋世次图说》中就有“十三伯”一节。且俞皋补充了李琪论说之不足，充分说明了晋国诸公可以称霸之理由：“《春秋》之拳拳与晋者，实忧天下之切也。至于灵、成、景、厉之世，晋伯稍衰，而盟会必先序晋者，岂非与之伯乎？……至于平、昭、顷、定，愈降愈坏，列国之不若也。然终乎黄池之会，《春秋》犹以伯与晋，则晋虽不能伯，而《春秋》犹未绝晋也。”
（五）“五”字为虚数
另外尚有一种解释，亦算是“霸无定限”之一种，即认为“春秋五霸”的“五”字是一个虚数，本无固定数字可言。如王树民于《释“四王”与“五伯”》一文中就强调“五伯”实为“五侯之伯”之义，既不可拘限于实数，更不可特定为某几个人。又如黄耀崇的硕士论文《左传霸者的研究》，以为“春秋五霸”一词的出现与战国末期盛行的五行思想有关，因此认为“五霸”的“五”字，本是一个虚数，是后人把它用实了。此外，赵东玉的《五霸别解》是从金文和文化的角度说明“五”字是虚数：首先，金文中的“五”字是个很容易传达纵横交错繁杂之义的文字；其次，中外的文献皆可证明早期的人们是有喜欢把“五”字当作虚数的习惯。因此赵东玉强调“五霸”应是虚指，而这一组辞句正可表现春秋时期诸侯纷争、霸主迭兴之象，因此不必困惑于文献中人言人殊的“五霸”组合。
（六）以齐桓、晋文、晋悼、楚灵为“四霸”
此见解见于陈筱芳《“春秋五霸”质疑与四霸之成功》。她认为以往学者认定“霸主”的条件有3个：第一，合会中原诸侯，被推举为盟主；第二，获得周天子赐为侯伯之命；第三，诸侯往朝，并向他献纳贡赋。符合此三者并在《左传》有记载的只有齐桓与晋文。事实上，第二点和第三点并非绝对需要的条件，因此其以为“春秋”有“四霸”，除了齐桓、晋文外，尚有晋悼与楚灵。其论说如下：“自晋文公开创晋的霸业，其子孙经常主盟诸侯，或与楚共霸，其中最著名者乃悼公。晋悼公于鲁成公十八年至襄公十五年在位，十六年间，举行盛大的诸侯会盟十六次，与会者多至十国以上达七次。声势轰轰烈烈，超过晋文。此外，……使晋畏惧而独霸天下的楚君是灵王。楚灵王于昭公二年至昭公十三年在位，十二年中四合诸侯，其中申之会多达十三国。……传统所谓‘春秋五霸’多与史实相悖，若以国为代表，则可称‘春秋三霸’——即齐桓、晋文、楚灵；若论社会影响力，则可称‘春秋四霸’——即齐桓、晋文、晋悼及楚灵，四人霸业辉煌，对当时社会政治影响犹大。”
此说虽然由陈筱芳提出，但对于晋悼公、楚灵王称霸的观念，前贤其实已有论述，如孔颖达就引何休疏言：“不许悼公为霸，以乡曲之学足以忿人。”此外，杜预亦注曰：“楚子（灵王）欲行霸，为齐讨庆封。”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陈筱芳这段引文，可发现陈筱芳所认同的应不只这4人，尚包括晋文公、楚庄王之子孙。陈筱芳又发表了《论春秋霸主与诸侯的关系》，全然以“霸主”的角度论之。其在两篇文章中处处以《左传》为例，因此不免让人联想到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
三、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成为通说的原因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发现诸位学者所争论的乃在实力、尊王以及夷狄之别上；所辩论的无非是“霸”还是“伯”，三代的还是春秋的，以及是经学的、诸子的，还是历史的等。然而问题亦在此，即两千年来不断地有人对“春秋五霸”提出异议，为何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此一春秋五霸之组合，会一直成为通说，甚至影响到国内今日的教育体系。
不过时从表1可发现，如果以“春秋五霸”来论，东汉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这一组组合出现后，以“五”为组合的论说，确实至清末无人能提出较好的说法。纵使有人提出异议，亦无影响。
表1战国至民初学者对“春秋五霸”的界定
但此马上产生另一问题，即《白虎通》之说虽然晚至东汉时期才出，可是并不表示一定会是“正解”。再说，《白虎通》本身亦存在着“异解”。也就是说，《荀子》等旧说依然可通行于世，那为何后世学者会放弃《荀子》之说？诚然，近代学者多将此问题归结于《荀子》等旧说乃战国时的通论，因而无法对应两汉的新变局。然而，此种答案事实上仍未触碰到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根本乃在于为何《白虎通》之说出现后，人们纷纷弃旧说而不用。于是，《白虎通》与东汉学术成了关键。
《白虎通》乃班固奉东汉章帝之诏所编，其内容为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的会议结果，更重要的是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因此，《白虎通》的出现难免使东汉的学术带有国教的色彩。诚然如此，《白虎通·号》对于“五霸”的解释依然有三说，分别为：“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也就因为这三说的并存，故不知哪一说可代表《白虎通》的正解，更无庸说哪一说才是国教所亲睐的答案。但值得注意的地方亦在此，盖此三说分别可在《谷梁》、《公羊》二传与其它经典上找到支持的论点，而《谷梁》、《公羊》的争论从西汉以来就一直处于针锋相对的态度，故此或许是依存三说的原因。当然，《白虎通》所呈现出的状态无非是说明东汉初期学术的不稳定。不过，如果再从赵岐、高诱、杜预等汉、魏学者的引用来分析，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此一五霸组合并不被当代学者所采纳与继承，反倒是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与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两说，除汉、魏学者奉信外，到了隋、唐均还见其影响力。而更有趣的是，上述二说正为历来前贤所常争论的三代五伯与春秋五霸。
是故，当三代五伯与春秋五霸成了争论的焦点时，“五伯%五霸”究竟所指为何已非重点所在，反而“承传”才是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学者并不会试图创立新的春秋五霸组合，而是就眼前的三代五伯与春秋五霸进行争论。又由于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晋文公时时有《论语》的背书，故前贤多将争论的焦点放在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三人。以宋襄公为例，历来对宋襄公，特别是对他在泓之战中的表现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讥其迂腐，如《左传》；一派赞其有德，如《公羊传》。然而由于《左传》争立学官较晚，故对宋襄公泓之战的评价，汉初以来多趋向《公羊传》之观点，董仲舒即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
这里说的《春秋》当是指《公羊传》。因此《白虎通》推尊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乃是只问礼义不问成败地确定宋襄公的“霸者”形象。至于，后世多以《左传》记载之史实，以为宋襄公“不知战”从而让“中国”蒙羞，否认宋襄公的“霸者”形象，则过于以功利来论断宋襄公，而这在一切多以“礼义”为导向的中国，“功利”的宋襄公自然敌不过含有圣人之意的宋襄公。
至于，秦穆公虽有“千里袭郑”之失，楚庄王亦有“问鼎中原”之过，但因此二人事后均曾自我反省，故圣人亦与之。而最常被称颂的莫过秦穆公的悔过作《秦誓》之举，而这也就是《白虎通》所言：“《尚书》曰：邦知荣怀，亦尚一人之庆。知秦穆之霸也。”当然，在此论述的脉络下，也就无关乎其是否为“夷狄”。而既无“夷狄”之区隔，于是秦穆公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楚庄王克陈入郑而不取，反佚晋寇，皆成了正面的论述，《公羊传》甚至对楚庄王有“实与而文不与”的书写。故而孔子赞许秦穆公、楚庄王的言论也就时常被加以放大引用，如孔子就曾言：“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又言：“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
总之，此种“圣人与之”的论调，可说是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通说且不败之理由之一。
即便“圣人与之”为多数裁定“春秋五霸”的理由，但是依然有问题，即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此一说法，不仅通过唐代的正义，还经过宋朝的重读，甚至明清的考证后，依旧为通说。因此，欲了解此一春秋五霸的组合之所以会成为通说的原因，与其从各家争论哪些诸侯可成霸，而得出众多的歧异见解，不如改从支持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此一看法者的论述中找寻线索，或许可看出端倪。
而论者最常用的理由之一，乃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这一组合的出现，符合圣人论述的时代背景，如清人阎若璩就言：“昆山顾宁人炎武谓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凯注《左传》成二年者是；有春秋之五伯，赵台卿注《孟子》五霸章是。今集注并列二说而无折衷非是，当止存赵注。盖孟子止就东周后言之，而以桓为盛。如严安所谓周之衰三百余岁，而五伯更起者也。……即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夫惟宋襄辈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称，不然，句践也霸，且不出仲尼后哉。”从引文可知，春秋五霸之选择必须符合孔、孟立说之时代背景，因此条件有二：第一，五霸生于孔子之前；第二，五霸处于东周时代，亦即春秋时期。
除了时代背景要符合之外，宋代以降论述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之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符合“罪人”之形象，如明朝的张萱就言：“霸之有五，春秋传皆谓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而孟子止言齐桓、晋文，不言其三，故有以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庄本皆夷狄，皆不足称霸，而以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韦，与齐桓、晋文为五者，何燕泉亦从其说。余谓不然，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昆吾、大彭、豕韦亦皆三王之罪人乎？五霸之名当以春秋为正。”
清代的蒋炯亦补充道：“窃以霸古字作伯，所谓侯伯也。侯伯命于天子，得专征伐。而孟子乃以伐诸侯为罪，于此可证此五霸唯据东周以后而言。……春秋之霸，惟齐桓、晋文有王命，《左传》庄公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晋侯为侯伯。然齐未受命之时，已先灭谭、灭遂、伐宋、伐郑；晋未对命之前，已先入曹、伐卫、战楚城濮。至宋襄，王者之后，例不为伯。秦穆、楚庄，僻在戎蛮，并无王命，莫不连兵侵伐以争雄长，此衰周之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所以为罪也。”
也就是说，已有部分论春秋五霸的学者，不全然在乎是哪五霸，“三王之罪人”、“搂诸侯以伐诸侯”才是其讨论春秋五霸的主要重点。于是以往的成见便成通说，甚至定解。换言之，此时论春秋五霸不再是一味地寻求“功绩”，而是贬责多于赞赏。因此，也就不难推测为何两宋以来，不管是“二霸”或是“霸无定限”，皆可与传统的春秋五霸一起承传而不相干涉，盖春秋五霸之内涵已经转移。甚至可以说，春秋五霸一词反而无法贴近宋代以降的《春秋》传说，而尊王攘夷不再是春秋五霸甩不开的包袱。
另一方面，从张萱、阎若璩、蒋炯等人的言论可发现一有趣的情况，即其之所以赞成或论述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皆是以《孟子》的角度出发，当然所论述离不开赵岐注《孟子》的五霸。而此独尊《孟子》的情形，或许与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将《孟子》定为十三经之一有关。于是，春秋五霸成为学子皆需背诵、了解之课题，以应付试题。
“五帝三王功德之盛，后世莫及。春秋五霸功罪相半，殆必有其故欤？汉之七制、唐之三宗，其于五帝三王或庶几乎？愿闻其详。”此策题乃明初郑真所搜，而从策题中一句“春秋五霸功罪相半”可知春秋五霸已为普遍知识，更知如对《孟子》一经不熟悉，将不知春秋五霸何“罪”之有。当然，这里对春秋五霸的理解必也出于《孟子》的赵岐注。换言之，春秋五霸一词已成《孟子》之专属，今之学者若欲从《春秋》去论春秋五霸，反而多了隔阂。
由此也就不难想象，为何近代学者每每能够提出不同的春秋五霸，盖吾人所认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此五人的组合，皆因圣人而有其特殊的经学意义，或属《春秋》学，或属《孟子》学，当然也就无关史实。因此，凡以他子之书或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当时的春秋五霸，已非传统文化流传下的春秋五霸，而是一人一己之私意。
四、结语
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春秋五霸历经诸家的释义，产生无数的歧异，最终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此五人的说法广为流传，成为吾人不管是认同或否定，皆熟知的组合。究其原因，乃“春秋五霸”一词所涵盖的文化意涵，比起它所涉及到的历史事实，更具教化传承意义。影响至今，春秋五霸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专有名词，依然是文化论述重于实力表述。
（节选自《长安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