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2年，七十五岁的华歆去世。
梨花风起正清明。2025年的春天，华歆的故乡，高唐县固河镇，千亩梨花竞相开放。一年一度的梨花节，引来行人无数，驻足欣赏。
千亩梨园不远的地方，便是华歆的墓地，在高唐县城东固河镇大华村北200米的地方。古墓保存完整，上为圆形拱形，底部呈八边形。根据《高唐州志》记载，确认为三国时期魏臣华歆之墓。
如果说，林语堂对于苏轼，是偏爱，那么，身为高唐人的我，以家乡人的视角审视，对于华歆，也会有说不出的情愫，别样的宽容与尊重。
一树梨花春带雨，承载着家乡人对华歆的怀念。梨花落后清明，梨花一瓣，诉说远去的思念，古老的传说。
公元157年，青州平原郡高唐县，一个望族家中，一个男孩出生了，他就是华歆。年轻时的华歆，人称“龙头”，以品行高洁闻名。他与管宁、邴原并称“一龙”。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史称“西汉”。西汉初期，在高唐邑设立高唐县（在今固河镇），隶属青州平原郡，这也是高唐县名之始，三国时期，高唐县位于魏国境域，属于冀州平原郡。
《世说新语》中“管宁割席”的典故，让世人对华歆的评价，剖成两半。华歆在读书时，因为关注外面富贵的车马，而被管宁鄙弃，管宁与他“割席断交”。管宁这一刀下去，成就了他自己的千年美名，却让华歆蒙尘，凝成难以消融的道德污点。
对照《三国志》的记载，"清纯德素"的华歆与笔记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正史记载的汉室纯臣，一个是笔记小说中的势利小人。
华歆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身处汉末三国乱世，一生历经灵帝、献帝、曹操、曹丕、曹叡数朝，官至三公，既被赞为“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又被质疑“贪慕荣利”。若以儒家思想为经、《菜根谭》处世智慧为纬，重新审视华歆的一生，其人生轨迹恰是儒家“内圣外王”与《菜根谭》“圆融机趣”的生动实践。
华歆，字子鱼，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曹魏重臣。他以清廉、才干闻名，身兼不凡的政治才干。他历经汉末动荡，最终成为曹魏开国元勋。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华歆任豫章太守时"政清而不烦，为民所爱"。董卓乱政时，他冒险护送故吏西行。然而，华歆的这些事迹，在笔记小说中全然不见。历代文人，仿佛集体选择了遗忘这些历史细节，对于华歆的评价，过于主观，将复杂的人格简化为道德符号，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不公？
《世说新语》记载了华歆另外一个被后人遗忘的故事。华歆和王朗乘船避难,,他们上船后，有人请求搭乘他们的船。最初，王朗欣然同意，华歆却犹豫不决。后来，贼寇追来，先前同意的王朗，此刻想要抛弃那位搭乘者。但华歆反对，他认为既然已经答应了人家，又怎能在情况危急时选择抛弃呢？可见，真正的道德考验，不在乎平常，而在于危机时刻，对原则的坚守。
站在另一个视角，少年华歆，"议论持平，未尝诋訾于人"，初现儒家风范。初平年间，他拒绝袁术征召，建安时期却接受曹操辟命，这种转变看似突兀，实则是他对身处乱世，面对生存困境做出的抉择。要知道，面对董卓“焚烧洛阳”、李傕“祸乱长安”这样的大事件，"择主而事"，已然成为生死攸关的抉择。
华歆投效曹魏的选择，让他深陷道德审判的漩涡，后世的负面评价，层出不穷。反观华歆的所作所为，无时无刻不在反驳后世的负面评价。他劝说袁谭罢兵时，"下车歆揖"；他对待故主始终执礼他力谏曹操缓刑宽役，保持儒臣本色。
可惜，在"汉贼不两立"的言辞下，华歆的努力，依然是他挥之不去的"贰臣"标签，成为被人诟病的一个污点。当我们跳出当时的局限，客观地评价，会欣喜地发现，华歆身上独有的的政治智慧。相比同时代荀彧的悲剧，华歆一直在理想与现实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想当年，孙策崛起，华歆审时度势，归附孙策，被奉为上宾。在孙策死后，他一度辅佐孙权。后来，何进征召时，他"称病乞退"。离开孙权后，华歆投奔袁术，无意中发现他图谋不轨，毅然离开，最终选择了曹操。他的这一做法，被很多人视为“背吴投魏”。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或批评其趋炎附势，或认为他洞察汉室将倾，欲借曹操之力安定天下。
然而，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华歆有什么错呢？很快，华歆的眼光，被荀彧证实：华歆劝曹操迎天子，正与荀彧的建议不谋而合。曹操当权，华歆深受器重，历任尚书令、御史大夫等职，成为曹魏政权核心谋臣。他助曹操稳定朝纲，推行屯田制。华歆是曹丕禅汉仪式的主持者，是曹丕代汉的关键角色。
陈寿在《三国志》中弱化其汉臣背景，突出华歆"清德纯素"的品格。唐代《晋书》，将"割席断交"的故事纳入管宁传记，宋代《太平御览》，将其列为"交友"类典故，而明清戏曲则不断渲染其负面形象。真实的华歆，需要被我们重新认识。
"逼宫汉献帝的奸臣"，这是普通百姓对华歆的固有印象。这一印象的根源，来自于《三国演义》。《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自传，同样，《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而非史书。无论是"识时务的俊杰"，还是"背弃汉室"的评价，都不能正确诠释华歆的一生。
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中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观点，华歆任豫章太守时，他“为政清静不扰民”，以简政安民为要务，使“吏民感而爱之”。这种“以民为本”的做法，与儒家的仁政思想一脉相承。
华歆的清廉，堪称典范。身居高位的他，“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甚至将朝廷赏赐的女奴释放嫁人，恪守儒家“克己复礼”的原则。
《菜根谭》说，涉世无段圆活机趣，便是个木人，处处有碍。这个观点，完美契合华歆。他“慎独”、“重信”，早年拒绝参与王芬废立灵帝的密谋，因其深知“废立皇帝，天下至难”。虽与管宁因志趣差异而割席断交，却屡次举荐这位隐士入仕，体现儒家“君子和而不同”的胸襟。
《菜根谭》主张“处世不必邀功，无过便是功；与人不求感激，无怨便是德”。华歆的仕途选择，恰是这一这一智慧的具象化。在豫章太守任上，孙策的兵临城下，华歆选择"幅巾奉迎"，看似有失气节，实则践行了孟子"民为贵"的思想。他深知"兵者凶器"的道理，以"清静不烦"的治郡理念保全百姓，这正应和了《菜根谭》"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当圆"的处世智慧。
当初，孙权欲强留华歆，他劝孙权"留无所用，去可为利"。华歆的远见，既全君臣之义，又保士节之贞。纵观华歆的一生，他的做法，与《菜根谭》“不以虚名累实利，不因固执损大局”的理念，遥相呼应。虽相隔千年，却惺惺相惜。
《菜根谭》说，做人无一点真恳的念头，便成个花子，事事皆虚。华歆的一生，一直都在践行这个观点。"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是《菜根谭》开宗明义的处世箴言，这何尝不是华歆“宦海沉浮”的真实写照？
"静中观心，真妄毕见"，《菜根谭》的修身要义，在华歆的施政实践中得到生动的体现。面对汉末"白骨露于野"的惨状，他选择"省刑薄赋"的治理方式，恰如孔子所言："宽则得众"。
华歆任尚书令时，力主恢复经学考试制度，此举看似复古守旧，实则暗含"返本开新"的政治智慧。他深知"礼崩乐坏"之际，"六经注我"的儒学复兴才是正途。正如《菜根谭》所说："讲学不尚躬行，如口头禅"，华歆将儒学教化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开创了曹魏"九品官人法"的制度先河。
华歆举荐管宁，更显其"见贤思齐"的儒者风范。当曹丕下诏求贤时，华歆不避"举亲"之嫌，力荐隐士管宁。这种"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胸襟，正是《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具体实践。
管宁选择终身不仕，华歆选择积极入世。华歆与管宁，一个在庙堂上践行儒家理想，一个在江湖守护君子文化，志向不同而已。
"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菜根谭》将忠孝视为立身之本，这在华歆身上得到完美统一。当年，董卓迁都时，他称病不就下邽令，看似消极避世，实为践行"危邦不入"的孝道。后辗转袁术、马日磾幕府期间，始终保持着"父母在，不远游"的谨慎，这种"明哲保身"的选择，恰是《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体现。
当初，华歆劝进曹丕称帝，这让他争议颇多。诸葛亮斥其"非君子所为"，孙盛讥其"贪慕荣利"。汉室倾颓已成定局，华歆此举，实为"顺天应人"的政治智慧。华歆选择"保民而王"，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一脉相承。华歆在劝进表文中写道："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这一观点，与《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如出一辙。
回想华歆谏止伐蜀的壮举，堪称晚年的"封神之作"。面对曹真三十万大军压境，他以"民为邦本"的儒家理念直谏，终使曹叡回心转意。这种"文死谏"的勇气，恰与《菜根谭》"士君子处权门要路，操履要严明"的观点不谋而合。满朝文武皆附和主战，唯有这位七旬老臣，大敢直言："农事方急，不可废民时"。华歆将孟子"不违农时"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
《菜根谭》说，君子处患难而不忧，当宴游而益加惕厉。这一点，可谓华歆的真实写照。曹丕盛赞华歆，称其为"国之俊老"；诸葛亮评价华歆，说他"非君子"也。倘若我们以《孟子》"观其眸子"的标准，重新审视华歆，会发现：华歆劝进，虽违背汉室，却保中原三十年太平。他的一生，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他历经三主，从未改变初衷。
华歆"家无余财"的清贫、"放奴嫁人"的仁厚、"拒收赠金"的廉洁，在《三国志》中皆有明确的记载。他这种"外浊内清"的生存智慧，恰如《菜根谭》"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的写照。孔子曾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华歆能在乱世中历任三朝而善终，正是践行了的处世之道。
"文章极处无奇巧，人品极处只本然"，《菜根谭》的这句箴言，恰可概括华歆的一生。他虽无管宁"割席断交"的决绝，却有"单车拒金"的坚守；虽无诸葛亮"鞠躬尽瘁"的悲壮，却有"三朝元老"的持重。这种"和光同尘"的智慧，正是《周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的生动演绎。
在举孝廉制度的改革中，华歆既坚持"经术取士"的儒学本位，又兼顾"特科征召"的实用主义，这种"执两用中"的思维，暗合《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圣贤境界。他建议曹丕"修文德以来远人"的战略，更是将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理想转化为现实政策。
七十五岁的华歆，打算将太尉之位让与管宁，他"见贤思齐"的品格，创造了"萧规曹随"的政治佳话。这种"功成身退"的选择，恰如《道德经》所说，"功遂身退，天之道"，为后世树立了"进退不失其正"的士人典范。
华歆七十五年的人生，在乱世中坚守儒家理想，从他劝阻王芬的谨慎，到谏止伐蜀的勇气；从他单车拒金的廉洁，到举荐贤能的胸襟，无不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胸怀。在他身上简单地贴上忠奸这一标签，对他不公。
《菜根谭》告诉我们，处世不必邀功，无过便是功。华歆不像荀彧，悲壮殉道，不似司马懿，隐忍等待，他选择了"执中守正"。这种生存智慧，是儒家"时中"思想的最高体现。进与退、忠与孝、道与势，面的这样的困惑，华歆选择了"从容中道"。
《论语》终篇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华歆在汉魏鼎革之际的选择，或许正是知命后的从容。他不像管宁作辽东隐士，也不似孔融以死明志，而是在浊世中守护能守护的，改变可改变的。这种看似妥协的坚持，实则更需要勇气。
在汉末三国这个"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华歆以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智慧，在进退之间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
水中之月，捞之则碎，不捞则明。人的名声，也无非如此。
华歆平生所求，是他心中所想，他做到了这一点，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