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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福建福安下白石乡顶头村，山风夹着海的咸味吹过这片贫瘠的土地。
阮英平出生于此，一个佃农家庭，日子过得像紧绷的麻绳，稍有不慎便会断裂。
顶头村的田野虽绿意盎然，却被地主牢牢血的蚂蟥，榨干了全家的血汗。
阮英平十三岁那年，地主林老爷派人上把控，佃农们一年到头辛勤耕作，换来的不过是微薄的口粮和无尽的债务。
阮英平的父亲阮老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母亲陈氏勤俭持家，可地主的高租像吸门催租。
家中早已颗粒无收，阮老根低声下气地求情，却换来一顿辱骂和威胁。
林老爷的管家冷笑：“交不出租子，就滚出这块地！”那天夜里，母亲抱着幼小的阮英平，泪水滴在孩子脸上。
阮英平咬紧牙关，稚嫩的心里埋下一颗反抗的种子。
他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让这不公的世道翻个底朝天。
阮英平十三岁那年，地主林老爷派人上把控，佃农们一年到头辛勤耕作，换来的不过是微薄的口粮和无尽的债务。
阮英平的父亲阮老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母亲陈氏勤俭持家，可地主的高租像吸门催租。
家中早已颗粒无收，阮老根低声下气地求情，却换来一顿辱骂和威胁。
林老爷的管家冷笑：“交不出租子，就滚出这块地！”那天夜里，母亲抱着幼小的阮英平，泪水滴在孩子脸上。
阮英平咬紧牙关，稚嫩的心里埋下一颗反抗的种子。
他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让这不公的世道翻个底朝天。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
阮英平已升任华中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委员，肩负着沉重的责任。
然而，他的内心始终牵挂着故乡闽东。
那片土地上，乡亲们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革命的火种虽未熄灭，却亟需新的力量去点燃。
华东局的领导找他谈话，交给他一项秘密使命：重返国民党控制下的闽东，重建党组织，恢复根据地，配合解放大军南下。
这是一项凶险的任务。
闽东已被国民党严密封锁，“清乡”行动如影随形，民团四处搜捕共产主义分子，群众因长期高压而对革命心存疑虑。
阮英平深知此行九死一生，但他没有犹豫。
他化装成布商，告别刚满月的儿子和妻子，踏上了归乡之路。
临行前，他对妻子说：“若我回不来，告诉孩子，他的爹是为穷人打天下去的。”
1947年5月，阮英平扮成布商，偷偷回到闽东。
他背着个大布包，里面塞满粗布，底下藏着几张传单。
他白天走村串寨卖布，晚上找地方蹲点，观察谁能拉进革命队伍。
闽东的日子不好过，国民党搞“清乡”，民团到处抓人，盘查得厉害。
老乡们被吓怕了，不敢多说话，阮英平每走一步都得小心。
有回他在福安县城附近的小旅店歇脚，刚躺下，民团就冲进来查房。
阮英平赶紧把传单塞进布包夹层，装成普通小贩，跟民团头子搭话：“大哥，这布便宜，您要不要拿点？”他一边笑一边递烟，嘴上全是生意经。
民团头子瞟了他一眼，没起疑，骂骂咧咧走了。
阮英平擦掉冷汗，心想：“这地方待不得，得快点找人。”
几个月下来，他跑遍了福安、霞浦、宁德，好些村子都转了，可靠的人却没找着。
国民党抓得太紧，很多人怕惹祸，连门都不敢开。
阮英平急得不行，晚上睡不着，蹲在山坡上抽旱烟，琢磨下一步咋办。
这天，他来到霞浦一个叫下庄的小村子，集市上碰到个卖柴的寡妇，叫林秀。
林秀三十出头，脸晒得黑黑的，眼神硬朗。
她挑着两捆柴，吆喝得响亮。
阮英平看她不像一般村妇，过去买了捆柴，边付钱边聊：“大姐，这村里日子咋样？乡公所管得严不严？”
林秀瞟他一眼，没好气地说：“严？哼，那些狗官恨不得把我们骨头都榨干！我男人就是让他们打死的，税交不上就下黑手！”她越说越气，声音都高了。
阮英平心头一跳，觉得这女人有戏。
他压低声：“大姐，实话跟你说，我不是普通布商。
你男人那仇，咱能报！”林秀愣了，盯着他问：“你啥意思？谁派你来的？”
阮英平从怀里掏出一张传单，递过去：“共产党。
你看看这个，上面写着咋分田地，咋让穷人翻身。”
林秀接过传单，借着月光扫了两眼，皱眉问：“你们真能干成？别又是空口白话！”
“能！”阮英平斩钉截铁，“华中那边，解放区都建起来了，地主跑得一个不剩。
闽东也行，只要咱们干！”
他顿了顿，又说：“大姐，你信我，帮我个忙，找几个靠得住的人，咱一块干。”
林秀没吭声，低头想了半天，才说：“行，我信你一回。
但你得让我看看，你咋干。”她把传单塞进柴捆，挑着担子走了。
第二天，林秀带阮英平去了村里一间破柴房，里面挤了七八个农民，都是穷得叮当响的。
阮英平站直了，开门见山：“兄弟们，我是共产党来的，专门帮穷人打天下。
国民党欺负咱们，地主抢咱们粮食，咱忍够了！跟着我干，分田地，当家做主！”
有个瘦得像竹竿的汉子叫阿旺，挠头问：“阮大哥，你说分田地，地主能答应？
他们有枪！”阮英平笑笑：“有枪咋了？咱们人多，枪也能抢过来！
华中那边，解放军把地主打得屁滚尿流，闽东也行！”
林秀插话：“阿旺，你怕啥？再不干，咱孩子连粥都喝不上！
阮大哥说得对，干了！”她一嗓子，屋里的人都点头。
阮英平趁热打铁，分了任务：林秀拉人，阿旺盯乡公所，其他人散布消息。
从那天起，阮英平跟林秀搭档，白天卖布掩护，晚上开会串联。
林秀在村里威信高，很快拉来二十多个穷汉子，大家伙儿一合计，决定先干票大的，震震乡公所的威风。
可阮英平心里明白，国民党不是吃素的，民团随时可能杀过来。
他得加快速度，把队伍拉起来，不然这把火没烧起来就得灭。
有了林秀的加入，阮英平的工作逐渐打开局面。
林秀在村里威望高，很快召集了一群受苦的农民。
阮英平趁夜开会，向大家讲解共产党的主张：土地归农民，穷人当家做主。
他还带来了华中解放区的消息，告诉大家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
农民们听得热血沸腾，有人当场表示愿意加入。
为赢得更多支持，阮英平和林秀筹建了一个供销合作社，帮助贫困家庭换购粮食和布匹。
合作社的货源来自阮英平秘密联络的上线，价格远低于乡公所的苛捐杂税。
渐渐地，村民们开始信任这个“布商”和他的伙伴。
党组织也在暗中重建，农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相继成立，革命的火种在闽东的山村悄然蔓延。
1947年夏，阮英平认为时机成熟，决定组织一次武装行动。
他召集了二十多名可靠的青年，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夜袭了附近的乡公所。
行动干净利落，缴获了枪支弹药，还烧毁了乡公所的账簿。
消息传开，附近村庄的农民奔走相告，称“阮英雄又回来了”。
游击队接连袭击了几个民团据点，声势越来越大。
然而，胜利的背后暗藏危机。
国民党察觉到闽东的异动，调集重兵展开大规模围剿。
乡公所增派民团，挨家挨户搜查，悬赏捉拿“共匪”。
阮英平果断调整策略，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他自己则继续以布商身份掩护，往来于各村，联络各方力量。
就在此时，游击队的财务负责人周阿奎引起了阮英平的注意。
周阿奎三十多岁，平日沉默寡言，负责管理游击队的经费和物资。
但最近几次行动，他的行踪有些诡秘，账目也偶有不符。
阮英平虽心生疑虑，但没有确凿证据，不愿轻易下结论。
他只叮嘱林秀多加留意，暗中观察周阿奎的一举一动。
1947年9月，闽东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
阮英平主持成立了闽东地委，正式担任地委书记。
地委下设若干小组，负责宣传、武装、后勤等工作。
游击队也扩充到近百人，活动范围覆盖福安、霞浦、宁德等地。
他们频频出击，破坏国民党征粮征兵，解放区的雏形初现。
阮英平深知，地委的成立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国民党视闽东为眼中钉，围剿力度不断加码。
一次行动中，游击队险些被民团包围，幸亏阮英平提前转移，才避免全军覆没。
他意识到，队伍中可能出了问题。
果不其然，周阿奎的异常举动越发明显。
他常借口外出采购物资，却迟迟不归，回来后对账目含糊其辞。
林秀向阮英平报告，周阿奎曾私下与一个陌生人接触，形迹可疑。
阮英平心头一沉，但他仍决定稳住局面，暗中派人监视周阿奎，等待确凿证据。
与此同时，敌人的围剿愈发疯狂。
1947年底，国民党调集正规军，配合民团，对闽东山区进行拉网式清剿。
游击队损失惨重，数名骨干被捕，地委的秘密据点暴露。
阮英平带着仅剩的几名同志突围，警卫员陈书琴拼死掩护，却在混战中失散。
阮英平孤身一人，陷入绝境。
1948年2月，闽东的冬天格外寒冷。
阮英平在山中辗转数日，衣衫褴褛，饥寒交迫。
他随身携带的包裹里装着地委的活动经费和几份重要文件，是他最后的希望。
他知道，只要能找到可靠的同志，就能重建联系，革命的火种就不会熄灭。
2月3日深夜，阮英平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宁德大窝村。
他敲开了村民范起洪的家门，低声请求借宿。
范起洪是个老实的农民，认出阮英平是曾经帮过村里人的“布商”，便让他进了屋。
阮英平因连日奔波，警惕心稍有松懈，将装有经费的包裹放在身旁，沉沉睡去。
范家还有另一个借宿的客人，名叫周玉库。
此人三十多岁，是个游手好闲的地痞，平日靠小偷小摸混日子。
当夜，周玉库见阮英平睡熟，起了歹心。
他悄悄凑近包裹，解开绳结，打算偷点值钱的东西。
包裹打开的一瞬，他愣住了，随后嘴角微微上扬，低声自语：“发了，这下真的是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