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与区域关系建构”论坛
暨郑州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仪式顺利举行
马倩男
在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与区域关系建构”不仅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命题，更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回应时代挑战的核心议题。这一议题的本质，在于通过跨文明对话弥合认知分歧，重塑区域认知框架，在多元文明共生中探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路径。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学科范式的突破——挑战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知识生产逻辑，推动构建植根中国立场、兼具全球视野的自主知识体系；更回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关切——通过文明互鉴超越地缘博弈的零和逻辑，为区域治理提供更加包容、可持续的理论资源与制度方案。
2025年4月29日，“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与区域关系建构”论坛暨郑州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仪式顺利举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承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杨洁勉，中共河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二级巡视员刘宝，郑州大学党委书记李成伟，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海杰等出席会议。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校内外师生等共100余人参加会议。成立仪式由校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韩国河主持。
本次会议由郑州大学主办，郑州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承办。李成伟指出，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成立是学校聚力优化学科战略布局，大力发展新兴交叉学科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载体。郑州大学将充分发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优势，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导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实质上是全球知识体系重构中的认知范式转变，其核心在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世界眼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通过融合政治学、历史学、文学、法学等多元方法，推动理论范式与研究工具的深度整合；以问题导向和国家战略需求为驱动，围绕“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议题，为全球治理与中国方案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化发展不仅重塑了知识生产逻辑，也为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推动文明互鉴与区域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会长姜锋研究员在系统阐释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理念时指出，区域国别学是以国家战略为牵引的交叉学科，核心在于解析全球区域国别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互动规律，构建服务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体系。他强调，当前学科发展需进一步增强战略意识与现实紧迫感，不仅要积极回应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需求，也应结合地方实际，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差异化发展。外语能力作为区域研究的重要支撑，是突破“语言赤字”造成的认知障碍、实现深度研究的基础，亟需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尤其在周边地缘关系日益复杂的当下，深化对周边国家的研究，是推动理论创新、实现学术成果有效转化的关键路径。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陈靓教授从后结构主义角度探讨了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成逻辑与学科主体性。他认为，区域国别学的本质特征是动态性、跨学科性与批判性，作为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开放知识生产系统，它的生命力源于不同学科间的非共识性对话。学科建设的核心在于通过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范式创新，重构“学科间性”和“文本间性”交织的认知框架，并在视角流动性、实践在地性、批判共时性等维度上，建立“去中心化”的学理机制。这一批判性重构不仅打破传统学科边界，还通过阅读实践与学科批判的互动，为知识创新与学科主体性的生成提供方法论支撑，推动从“学科规训”到“问题解放”的认知跃迁。
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院长杨明星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托多语种能力，结合实地考察与理论建构，形成了开创性的区域国别学思想，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区域研究方法为当代区域国别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充分体现了全球化、区域化与分众化的有机融合。通过推动多边与双边合作，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视野和区域分析方法持续为外交话语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外交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与区域合作
在区域国别学重塑认知范式的过程中，文明互鉴成为其理论聚焦的核心场域。中外文明交流不仅塑造着区域互动的深层结构，也为破解“文明冲突论”提供现实支点。从古代丝路的文化融汇到当代全球南方的文明协作，跨文明对话不断重塑区域关系逻辑。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使命，正是在多元语境中探寻文明共生的机制与路径，为理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模式提供知识支撑与理论引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研究员指出，全球南方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历史与现实中均扮演着关键角色。全球南方丰富的文明传统和智慧资源，通过内部与外部的文明交流互鉴，能够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他强调，在文明互鉴的过程中，应客观看待全球南方的优势与不足，扬长避短、增强自信与自立，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文明冲突论、破除西方文化霸权。实践中，需因地制宜，加强区域及国别特色的合作机制建设，推动理念协同。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应通过创新合作机制、整合资源、构建理论体系，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文明互鉴与务实合作。
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执行院长、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葛继勇教授认为，汉字在东亚传播过程中激发了周边民族的创字思维，催生出带有“中国血统”的多样文字形态，丰富了汉字文化。但与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不同，汉字在西域未形成覆盖性影响，更未能深入中亚。西域出土的简牍、纸帛文书和钱币等资料表明，此地曾是中华文明与印度、波斯等异域文明冲突、交融与互鉴的多元交汇区。梳理亲缘文字、变体汉文及儒家思想等在周边民族的发展轨迹，不仅有助于揭示汉字文化在东亚与西域传播演变的差异与共性，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也为解析汉字文化在异域的融合机制与内在动因、阐明中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路径与互鉴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区域国别研究与全球治理体系重构
区域国别研究通过总结区域文明特质、挖掘本土治理经验，重塑全球治理的知识结构。它以文明共生为基础，确立多元文明的主体地位，构建非西方话语体系，推动权力结构多极化，丰富治理主体多样性，为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动力。这一范式转向不仅可以拓展全球治理的文化维度，也预示着从“西方现代性”向“全球现代性”的深层跃迁，推动更具包容性与平衡性的国际新秩序加速形成。
东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启龙教授指出，区域国别学应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以学术创新、学科引领、文明互鉴为使命，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通过多学科融合与实证研究，解析区域国别的动态复杂性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维互动逻辑。当前应正视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科融合不足、外语资源未充分激活、人才培养滞后等问题，坚持继承与创新并举，培育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研究力量。未来应以新技术赋能，立足中国实践，构建特色学术与话语体系，在服务国家发展、重塑全球知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更大作用，助力实现文明共生与治理协同的全球愿景。
欧洲科学院院士、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郑州大学学科讲座教授李德凤基于用法波动分析（UFA）方法，系统考察了1994—2024年中国—东盟外交关系，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探索。该研究融合数字人文技术与传统区域研究，展现出UFA方法的三大优势：一是精准捕捉外交话语的微妙变动，识别关键性话语转向的“临界点”；二是量化分析与质性解读相结合，借助AC1系数与搭配词网络可视化提升研究深度；三是通过滑动窗口技术兼顾长时段演变与特定时段差异，统一历时与共时分析。这一方法不仅拓展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视野，也为中国—东盟关系研究提供了系统性分析框架，推动数字人文方法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深化应用，助力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建设。
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所长、黄河科技学院副校长于向东教授在探讨区域国别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时指出，深入学习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对于把握学科发展方向、提升研究效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实现国家发展、安全保障、外交布局与文明互鉴的重要地缘空间，“周边”概念应在全球视野下重新诠释，涵盖“内周边”“外周边”“小周边”“大周边”等维度。区域国别学应在参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立足本土实践，推进知识体系与理论范式的自主建构。同时，需妥善处理区域学与国别学的整体性与差异性、历史与现实的传承性与创新性、政治与经济的独特性与互动性、学科专业与智库资政的基础性与应用性等核心关系。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随新民认为，英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根植于殖民传统与帝国遗产，牛津、剑桥以人文主义方法构建“全球区域研究”框架，亚非学院虽通过引入前殖民地研究力量推动本土化视角重构，却仍难摆脱“学术赋权殖民治理”的历史惯性。这种学术与权力共生的困境为中国提供了深刻镜鉴：区域国别研究须以中国实践为锚点，批判性解构西方话语霸权，融合文化阐释与社会科学方法，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现实挑战，构建跨学科、跨文明的研究共同体。通过吸纳对象国智慧与本土知识对话，服务国家战略决策，推动中国经验向全球治理新范式转化，在坚守学术自主性与贡献多元文明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区域国别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实践
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和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秩序重构的双重背景下，区域国别学科人才培养应以“交叉融合、知行合一、技术赋能”为核心，构建“语言能力—学科素养—技术工具—战略思维”四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培养具备区域专长和全球治理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这不仅是服务国家战略的迫切需求，更是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关键。
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林敏洁教授提出，“区域国别学”作为首次进入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兴专业，体现了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是国家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举措，契合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培养需求。作为新增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需以人才工作为核心抓手，通过精准引才对接学科发展、改革人才评价与成果转化机制、整合跨学科资源优化培养体系、强化课程思政培育家国情怀等举措，系统构建“学科—人才—战略”联动机制，既服务国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助力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实现学科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战略实践的双向赋能。
湘潭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胡强教授聚焦知识生产范式转型与区域国别人才体系建设，指出区域国别研究需顺应从“学术主导”“市场驱动”向“多主体协同”的演进趋势，推动学科建设走出象牙塔。以湘潭大学非洲法研究为例，他强调通过制度保障与多元主体协作，实现学术成果在人才培养、政策转化与国际对话中的有效落地。同时，他倡导构建以“责任文化”为导向的第四螺旋创新体系，推动政府、高校、企业与公众共建知识生态，既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也以公民赋权提升研究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进而以中国实践重塑全球文明互鉴的知识体系，构建兼具本土根基与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范式。
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建设与政策咨询
在全球格局深度调整与国家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的智库功能亟需强化。区域国别研究应主动对接国家治理与外交战略需求，通过政产学研的协同机制，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行之有效的政策依据，提升区域研究对国家外交布局、全球治理参与以及重大议题应对的支持能力，打造具有理论深度与现实效能的智库平台。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罗林教授指出，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全球三大倡议、支撑教育强国战略，区域国别学与智库建设关系密切，学科为智库提供理论指导，智库为学科提供应用场域。区域国别学研究应关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开展国别国情调研，支持自主可持续发展，强化学术援助与人才培养，促进南南合作。同时，深化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支撑“教育强国”战略实施。区域国别学亟需破解“学科建设与智库发展协同困境”，破解之道在于以“学科—智库—人才”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为核心：通过构建特色化学科理论体系夯实智库研究基础，依托智库反馈学科实践导向；同时强化复合型战略人才培养，打造智库—媒体协同网络，推动知识生产与传播创新。
黑龙江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吴承义教授认为，区域国别学于大国是一门战略性学科，青年师生智库研究能力提升是该学科持续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命题。智库研究通过信息整合、形势研判、问题诊断与前瞻性建议，影响公共政策并提供决策支持。提升该能力需培养战略、历史、辩证与创新思维，注重团队合作与实践导向，同时加强政治敏锐性、外语能力、沟通技巧与文字功底的提升，确保产出“立场正确、信息可靠、观点鲜明”的成果。当前，这一能力仍为学科发展的薄弱环节，需融入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学术研究向战略服务转化，发挥区域国别学的经世致用价值，支撑大国治理与全球博弈需求。
河南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加民教授强调，区域国别学是外语学科转型的战略支点，承载着服务国家需求的“经世致用”目标与重构学科体系的双重使命。他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三个层面，系统阐释了区域国别学的建设路径，并高度肯定郑州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在实践探索中的积极成效。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高晓玲教授从外语学科视角出发，强调语言文学是解码文明的核心钥匙，主张区域国别研究应以文化为脉络，融合语言精度、文学温度与理论深度，构建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回应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课题。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正以“多学科协同、多维度透视”的研究路径，破解跨文明交流中的“他者化”与“工具化”困境，以文明互鉴推动知识生产，通过东方视角重构全球文明对话的知识图景，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学理支撑。这一学术实践本质上是在回应“文明何以共生”的时代命题，集中展现中国学者立足本土、观照世界的学术自觉与文化担当。面向未来，区域国别学应以“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为牵引，贯通本土经验与全球视野，不仅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叙事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