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5日，新疆督办盛世才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递交备忘录，勒令除外交人员外的所有苏联势力三个月内撤出新疆。这份充满挑衅意味的文件，标志着这位统治新疆近十年的军阀与苏联关系的彻底破裂。从1933年依靠苏联扶持上台，到1942年公开倒向国民党，盛世才的政治转向不仅改变了新疆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格局。
1933年4月，新疆爆发“四一二政变”，时任新疆省边防督办的盛世才在苏联的军事支持下，击败马仲英等竞争对手，成为新疆实际统治者。为巩固权力，盛世才采取“亲苏反帝”政策，甚至在1938年秘密加入联共（布），并于1940年11月与苏联签订《新苏租借条约》。这份有效期50年的条约，赋予苏联在新疆自由采矿、驻军、架设通讯设施等特权，其苛刻程度远超“二十一条”。苏联借此在独山子油矿、迪化飞机制造厂等项目上攫取巨额利益，仅1935-1941年间，新疆对苏贸易逆差就达2.3亿卢布。
这一时期，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无孔不入。苏联顾问遍布新疆政府各部门，苏联红军第八团长期驻扎哈密，迪化机场成为苏联援华物资的中转站。盛世才甚至两次提议将新疆作为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尽管斯大林出于国际战略考量未予接受，但新疆事实上已成为苏联的“准殖民地”。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使苏联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盛世才敏锐察觉到苏联的虚弱，开始谋划政治转向。他先是在1942年3月制造“盛世骐被杀案”，将弟弟之死嫁祸于苏联和中共，随后大规模逮捕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毛泽民、陈潭秋等领导人遇害。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拉拢攻势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42年7月，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赴新疆与盛世才达成六项协议，承诺给予其新疆省政府主席的正式任命，并同意中央军进驻新疆。8月，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亲赴迪化，进一步坚定了盛世才的“内向之心”。在国民党的支持下，盛世才于1942年10月正式宣布与苏联决裂，要求苏联撤出所有军事和技术人员，并收回独山子油矿、迪化飞机制造厂等权益。
盛世才的转向为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提供了契机。1943年1月，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正式成立，盛世才就任主任委员，标志着新疆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蒋介石任命吴泽湘为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收回新疆外交权，并在哈密、伊犁等地部署中央军，彻底取代苏联的军事存在。
然而，盛世才的投机行为并未给他带来长久的政治安全。国民党对其采取“既利用又防范”的策略，一方面承认其新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朱绍良、张治中等亲信逐步削弱其权力。1944年8月，蒋介石以“贪污腐败”为由将盛世才调任农林部长，结束了他在新疆的独裁统治。此后，盛世才辗转重庆、南京，最终于1949年逃往台湾，度过余生。
盛世才的转向对中国抗日战争和战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被迫从新疆撤出势力，独山子油矿停产，迪化飞机制造厂设备被拆卸运回国内，这不仅削弱了苏联在中亚的影响力，也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来源。国民党则通过控制新疆，巩固了西北边疆，为抗战后期的国际物资运输（如“驼峰航线”）提供了保障。
对新疆而言，盛世才的统治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他在任期间推行恐怖统治，累计杀害数万人，民族矛盾和社会裂痕加剧。国民党接手后虽试图改革，但未能根本解决问题，最终导致1944年“三区革命”爆发，新疆陷入长期动荡。
盛世才的政治生涯是20世纪中国边疆政治的一个缩影。他以“亲苏反帝”起家，却在苏联危难之际反戈一击；他投靠国民党换取一时权位，最终却被中央政府抛弃。这种反复无常的政治投机，既是个人野心的体现，也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在权力游戏中，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