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 徐立凡(专栏作者)编辑 / 柯锐校对 / 张彦君
▲ 资料图: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图/IC photo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7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发表公报称,该院前院长、美国知名政治学者、“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6日去世,终年88岁。
约瑟夫·奈是美国最具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先后发展了“软实力”和“巧实力”等概念。他在美国政坛也极为活跃,曾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次进入美国政府,先后在卡特政府、克林顿政府任职。
2004年美国大选期间,他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内定为国家安全顾问人选,但因克里败选未能成为第二个基辛格。奥巴马政府时期,约瑟夫·奈又被提名为美国驻日本大使,并担任美国国务院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
约瑟夫·奈主要因其在1990年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声名大噪。他认为,“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及主导国际机构的能力。国家可以通过“软实力”而非只是武力对他国施加影响。
尽管约瑟夫·奈的国际关系理论极为风行,但人们可以发现,其学说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一定程度上说,是时代演变塑造了约瑟夫·奈的思考。反过来说,约瑟夫·奈的思考也记录了时代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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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时代演变的“软实力”概念
约瑟夫·奈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概念是在其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同年,他又在《外交政策》上杂志发表了《软实力》一文。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初衷,本来是要反驳保罗·肯尼迪“美国注定衰败”的理论。所以他的书名是《注定领导世界》。这种争论本来难有胜负,但约瑟夫·奈的确赶上了好时候。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际战略学界主流的学术是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以及基辛格提出的“均势理论”等,其都带有冷战背景。
但随着冷战结束,解释美国何以能够战胜苏联的理论需求随之出现。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恰逢其时解释了美国不仅拥有经济和军事的“硬实力”,而且还拥有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软实力优势,因此其概念一经问世,就受到广泛认可。在这一点上,他与福山当时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其实是一致的。尽管现实的发展并不符合他们的观点。
与后来福山不得不小幅修正其“历史的终结”观点一样,后来约瑟夫·奈也不得不悄然修改了其软实力的概念。
2007年,在美国发动反恐战争负担沉重、经济出现危机信号的背景下,约瑟夫·奈与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又提出了“巧实力”概念,反对美国一味诉诸武力,主张软硬实力结合以达到战略目的。“巧实力”概念后来被奥巴马和希拉里提倡,并运用到了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的外交战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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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前多次抨击特朗普各项政策
在特朗普第二次胜选后,约瑟夫·奈曾一度为其政策辩护。
去年12月,约瑟夫·奈表示,预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走向很困难,因为特朗普不仅言辞轻率,立场多变,还将“不可预测性”视为一种有效的谈判工具。
但约瑟夫·奈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契合美国外交政策中传统的“山巅之城”理念,它并非孤立主义,但回避激进干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与20世纪威尔逊时期追求一种确保全球民主“安全”的外交政策相似。
不过,在特朗普上台后,约瑟夫·奈很快改变了看法,多次对特朗普提出批评。
在3月份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中,约瑟夫·奈抨击特朗普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不理解软实力”“像特朗普这样极端自恋的人并非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在未来四年里,美国的软实力将会面临重重困难。”不过,他仍谨慎乐观,认为美国司法系统、市场机制存在多个权力中心,能够制约特朗普。
如果约瑟夫·奈知道特朗普5月4日被问及美国总统是否应该维护宪法,而特朗普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时,恐怕他不会那么乐观。
4月1日,约瑟夫·奈在其长期撰写专栏的Project Syndicate网站上发表了题为《世界秩序的未来》一文。这大概是他最后发表的重要文章。
约瑟夫·奈在文章中指出,世界秩序并非固定不变。世界秩序的强弱嬗变往往源于三重动因:技术革新改变军事经济实力分布;国内社会政治变革重塑大国外交政策走向;意识形态或革命运动一旦突破政府管控边界,更会动摇公众认知根基。而当前影响世界秩序的最关键因素是美国国内政治。
他认为,一个美国完全置身事外、以自我为中心的前景,对世界秩序有着令人担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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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最后的警告有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等概念不是客观的理论提炼和表达,其原始形态是经验主义式混合现实主义的、同时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
但也不能否认,约瑟夫·奈是一个深刻的观察者。他对于特朗普政策的抨击及担忧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也不奇怪,在约瑟夫·奈去世前,他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美国衰落的全新时期,或者说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对美国世纪的体制和联盟的攻击,会否被证明是另一次周期性衰落。”
这是约瑟夫·奈最后的警告。而特朗普向全球发动关税战,在丹麦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控制权问题上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等单边霸凌、挑战国际法的做法,让国际社会深感不安和威胁,也正让美国流失国家信用。而这或许只是开始。
约瑟夫·奈在其4月1日的文章中担忧地表示,1945年、1991年、2008年都曾是世界历史转折时刻,代表了二战、冷战和国际金融危机后产生的新秩序。他认为,如果未来历史学家将2025年也列为转折点,那这必定是美国政策的选择导致其战略资源耗损的结果。他认为,2029年就将给出答案。
约瑟夫·奈的最后警告,将如何并在什么程度上验证,值得拭目以待。
值班编辑 王丹妮 李加减
本文部分内容首发自新京报公号“新京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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