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北方朔风】
最近有一篇医学论文在网上火出圈了。一篇子宫肌瘤相关的论文，居然涉及男性患者作为对照组；网友沿着这个线索继续扒下去，发现竟让还有不止一篇论文出现类似错误，着实令人大跌眼镜。目前这篇出圈的子宫肌瘤论文的当事人，已被所在医院处置。
其实如果我们日常阅读论文比较多的话，会发现在正式的学术论文中，也会有很多错误，这个现象并不奇怪，毕竟审核人员也不是无所不能。但是论文只要有最基本的审核机制，都应该避免这种最低级、一眼就能识别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论文能发表，绝非单纯是论文作者的学术不端，发表期刊的运行管理也有相关责任。
在讨论这次事件时，有网友提出，很有可能这篇论文压根不是署名作者写的，而是有人代笔，只要肯花版面费就能发表。笔者没有采访作者本人，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类似现象也很常见。
应该说，很多质量不高的期刊，完全就是靠收论文版面费、乃至代笔费来运行的，论文完全是明码标价的生意，和科研本身没什么关系。那些负责代笔论文的，很多都只是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如今在人工智能时代，代笔就变得更加简单了，未来我们肯定会看到因为人工智能的幻觉，出现更离谱的错误。
从笔者和同行、前辈的交流来看，最起码在医学领域，国内学术期刊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虽然英文学术期刊也有类似现象，SCI论文无非就是价格贵一些罢了，像影响因子这些，也完全可以“诚信互刷”，互相引用提高数值，加上很多期刊的审核管理水平很低，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对此，我们经常能在舆论场看到很多批判声音，诸如学术道德、学术体系建设这些呼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或许另一个因素更加重要，那就是市场问题。
国内各个行业在职称评审过程中，论文往往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分量，因为这代表了科研能力。本来这也没什么错，一来是国际经验，二来是当下各行各业都需要一定科研能力，但问题是这种刻板的方式是有缺陷的。
很多时候，科研能力与实践工作能力并不直接相关、甚至相互冲突。以笔者了解的医疗行业为例，有一些努力在临床工作的大夫并没有时间、精力与资源去完成论文指标，但是职称晋升和各种评审，让他们不得不去花钱买论文——这当然是学术不端，但问题在于，我们仅仅批评学术道德问题能治本吗？
而类似情况恐怕不限于医疗领域。类似的问题也不限于论文，专利领域也是如此，只要花钱就能买到职称与评审所需要的专利。此次涉事的某家山东医院，水平并不算低，笔者可以猜测医院相关系统对论文应该有比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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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协和4+4问题的讨论中，很多网友提到，更高的学历和更多的论文，很多时候并不意味着更好的临床能力，甚至由于精力有限，很多学术好看的人临床水平比较差劲，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两手抓的。但是医院在招人和晋升中，好看的论文比临床能力更受关注，毕竟论文影响因子是很容易量化的，但临床能力难以系统量化。这样的现状令很多人担心，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评价一个医生的水平？而在这样的发展导向下，医生是否还能专注提升临床能力，又如何保证病人的健康？
当下的时代，似乎更容易量化的项目往往受到更多重视，而科研论文的各项指标无疑就是最容易量化的数据。这件事本身没什么错，医学的进步毫无疑问需要科技创新作为基础，但问题在于临床医学作为一门帮助人的行业，实际工作中需要大量经验积累，而靠经验累积的临床能力在当下的评审体系中难以被量化，这是目前临床医生面对的主要挑战和困境之一。
职称评审的本意是为了考察一个人的能力，但论文指标又成了刷分的地方，有人花钱买，有人靠关系混署名，这显然脱离了本意，还容易滋生学阀。一篇非常不错的研究论文，背后是和作者团队的能力关系大一些呢，还是和作者的关系与资源更大一些呢？一名导师的研究成果，究竟是他本人还是学生贡献多一些呢？有时候答案并没有那么确定。
然而，有需求就会有市场，那些花钱就可以上的期刊说到底只不过是顺应市场规律罢了。对于这样的现象，道德批判固然很重要，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显然不容易回答，而且也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海外学术界对于这种功利化的论文模式也有诸多抱怨。
好消息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一些尝试，比如通过预印本网站来减少审稿和期刊访问的限制。这带来了一些成果，但同样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某些民科会发表奇妙言论，比如某些预印本阶段还没有完成的成果被当成全新的科学发现发表在公共媒体上。目前确实尚未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回到问题本质，如果把科研搞成了某种负担，这恐怕并非科学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临床医学这种高度偏向应用而非基础的学科。事实上，真的想做科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很多所谓研究的意义相当有限，甚至是为研究而研究，而现实中又没有一套完美的方法去筛选哪些真正有科研价值。但无论如何，以倡导科研为理由给普通医生施加过多压力，绝非一件好事情。过于功利化的模式，长期来看也不利于我国自主科研体系的建设。
学术期刊在整个学术体系中扮演了前沿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大家通过期刊交流前沿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体系也是当下科研系统十分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学术期刊体系。
但现实中我们发现，国内几乎所有的前沿论文都会以外语的格式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国内科研体系对于国际学术期刊的依赖程度非常大。本来这个领域可能还没有那么着急国产化，毕竟学术的国际化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遗憾的是，即使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搞政治化，部分西方国家却在这些领域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比如今年4月，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宣布限制多个国家访问多个生命科学相关的数据库，而在这些数据库中，有大量数据并不是美国人完成的，而是全球生命科学研究者秉持开放交流的学术精神上传的。而未来我们又怎么能保证美国人不会继续扩大这方面的限制呢？
于是，和其他问题一样，中国又不得不在这种压力下选择国产替代。以过往经验来看，大多数时候国产替代先解决的是有无问题，再谈优劣。而在学术期刊领域，有无是什么呢？是指创办期刊本身吗？不管是纸质期刊还是电子期刊，关键价值不在刊物本身，而是学术交流平台，但中国的期刊体系，目前确实难以做到这一点。
对学术造假、学术不端行为，要严肃处理
当然，最近几年国内确实有些期刊运行得不错，院校系统也出了一些鼓励国内期刊的政策，但客观来说，这些期刊的数量和质量仍十分有限，以“自主可控”为标准的话，远远不够。
但在期刊和论文系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没有哪个是中国独有的，在这个问题上过度反思也没有必要，毕竟哪怕是顶刊有时也会有非常水、乃至学术造假内容。不过总体上，这些期刊实现了学术交流的目的，通过一整套学术期刊体系，使研究者可以很容易选择自己应该看哪些论文，哪些是顶尖的论文。
相较之下，国内的科研论文体系，除了少数优质论文之外，大多数文章的水分很大，远远达不到成系统，所以起不到类似作用。甚至一部分研究人员基本不看国内期刊的论文，这其中有历史遗留的偏见，但也真实说明了一些问题。
因此，想要建立健全中国的科研体系，在论文问题上，要对学术不端和造假进行严肃处理，让学术界建立信心；不能因为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就不去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新的担心。类似子宫肌瘤论文这样的舆论热点事件，一般来说医院方面都会主动处理，而且也会加强监督。这样的举措本身没有问题，但现实中大多数时候又会变成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负担，比如建立更严格（但某种程度上有些形式主义）的规则等。此前也讨论到，很多学术不端，可能很难说是主观上的恶意，而是由于环境、系统的压力，如果解决方案反而增加压力，显然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面对某些有关系的学术不端行为，需要更多的一视同仁，而不是只对普通医生快速处理，对关系户高高举起轻轻放过。毕竟这些年来学术不端的关系户和大人物，可不在少数。
所以在健全学术道德监管的同时，需要给普通的、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医务人员减负，减少医疗系统中的特权问题。想要解决买卖论文和专利的市场，就要解决这个市场的成因，给那些不愿或不擅长做学术、而热爱临床的年轻医生，单靠临床就能展示自己的机会。
此外，也要给年轻医生更多成长空间，无论是临床上还是学术上，不能把他们当做纯粹的廉价劳动力。虽然医学的很多方面是现代科学的结晶，但医学最终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很多时候普惠比尖端更重要，这点不仅对患者如此，对医生也是如此。其他尖端领域的自主可控的突破，虽然相关研究者的压力不小，但待遇也并不差，年轻一代的医务工作者，有理由享有更好的待遇。
减负和提高待遇从来不是容易做的事，这不仅需要大量资源，还涉及医院系统、大学系统以及更多相关系统之间的利益分配，还需要转变医疗系统中一部分老人的观念。但有时候，这并不是一个可选的问题，在建立自主科研体系、应对国际挑战的当下，有的工作是不得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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