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永加
齐鲁之邦乃儒家文化发源地，这里的人们自古崇尚读书学习，孟母三迁、凿壁偷光等成语，就是生动的体现。明清时期，山东人读书、刻书和藏书已蔚然成风。
蒲松龄与毕氏家族万卷楼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全线贯通，给山东带来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盛。蒙学教育、书院教育雨后春笋般崛起，随之形成各种形式的读书热潮。
明代峄县著名文学家贾三近就是读书成才的典型。贾三近出生于儒学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学识渊博的读书人，都曾在地方上任教职。贾三近自幼便在治学严谨的环境中接受陶冶，他聪敏好学，每次和父亲策对，对答如流。由于受着严格的教育、熏陶，他涉猎的范围也一天天扩大，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词歌赋，无所不读。贾三近24岁时一举考中省魁。十年之后，赴京会试，高中进士，名次为山东省第一，以“博学宏词”被选为翰林庶吉士，历任太常寺少卿、南京光禄寺卿、兵部右侍郎等职。
明代的青州文气奔腾、书香飘逸、硕果累累。有明一代，青州进士及第就多达61人，其中还出了著名的状元赵秉忠。受此影响，出身耕读世家的房可壮自幼勤奋好学，10岁时便在父亲的指导下识字读书。此后，他坚持读书不辍，白天没时间看书，每到夜间，无不补完，不能有任何欠缺，有时为读书甚至通宵不寐。加上他天资聪明、记忆力过人，对当时的很多文章一概收之。万历三十二年，房可壮考取进士，历任河南布政使、南京吏部郎、光禄寺卿、副都御史。入清后，任大理寺卿，升刑部侍郎、左都御史等要职，史称其“弹劾奸邪，不遗余力”。
蒲松龄塑像
清代同样重视科举选才，读书仍然是出仕的捷径。有人通过读书走上仕途，治国理政，也有人屡试不中，却并没有影响其读书热情。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就是一例。他最终未能科举中第，但对读书、写作从未放弃。为了生存，他曾经做了五十多年塾师，其中三十年在淄川西铺毕府度过。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到毕家坐馆。这个毕家在明末是名门望族，毕际有是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的次子，顺治二年(1645)考中拔贡，顺治十三年(1656)考授山西稷县知县，两年后升江南通州知州，后罢官归乡。毕际有的十六个孙子都是蒲松龄的学生。
毕家是当时著名的藏书之家，毕府有座万卷楼，经史子集无所不有，这对于渴望读书汲取营养的蒲松龄来说，是最大的褒奖。他白天完成教学任务后，晚上挑灯夜读、辛勤写作，一头扎进了万卷楼，“书充栋，凭君剪”。蒲松龄的文学修养，与此间的苦读不无关系。
聊城朱氏家族也是读书继世、家学文化显著的代表。朱氏家族的读书成就集中在诗歌创作领域，特别是在清代，“本朝诗人，山左为盛”，山东高唐人朱緗是其中杰出的文人代表，他“少负逸才，于书无所不读，惟薄制艺，而独致力于歌诗”，著有《岭南草》《枫香集》《云根清壑山房集》《观稼楼诗》《吴船书屋诗》，共计近500首诗作。他的诗集著作多由朱彝尊、王士祯、张贞、田雯等当世名人学者为之作序，因而影响更大。
从刻书家族到刻书业繁荣
明清山东的读书热，自然带动了出书热。那时印刷技术落后，出书全靠手工雕刻书版、敷墨刷印而成，称为刻书。尽管手段落后，但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出书的热情。无论官刻还是私刻，都为当时的图书出版发行作出了贡献。
临朐冯氏家族是明清时期山东地区著名的文化望族之一，自明朝正德至清朝康熙年间，冯氏家族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闻名遐迩。冯氏家族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刻书。据记载，冯氏刻书始自明正德十六年(1521)，此后刻书不辍。冯氏刻书，不仅数量极大，且质量上乘。目前存世的善本还有《陂门山人集》《海浮山堂词稿》《冯氏五先生集》《楚辞》《公馀漫稿》等，均已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足以说明临朐冯氏刻书质量，为齐鲁之邦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也出现了许多刻书家族，德州有卢氏家族、田氏家族、宋弼等；泰安有赵国麟、聂鈫等；东昌府有邓钟岳、茌平王氏、杨以增等；济宁有丁宗洛、冯德馨、孙氏家族等。
德州卢氏家族的卢世傕及其后人卢见都是当地有名的刻书大家。卢世傕是明代诗人，多刻杜甫诗集和自己的著述，有《杜诗胥钞》《尊水园集略》《杜亭近草》《读杜私言》等，他还刻有好友的著作《寒山新诗》《燕游稿》《秋草诗》等。
潍县郭氏刻书自清乾隆十三年始，至光绪三十三年，所刻图书，著名的有《铭夏诗钞》《春雨堂诗选》《锜斋诗集》《餐霞集》《聊复集》《沧江诗集》等。
在济南，刻书业非常发达，虽然明代不是很多，但到了清代繁荣起来。据文献记载，清代济南有近三十家刻书铺，主要分布于当时的布政司街和后宰门街。这两条街是当时济南著名的文化街，可与京城“琉璃厂”相媲美。
会文斋是目前已知济南清代最早的刻书铺，嘉庆元年已存在，刻有《妇婴至宝》《回生集》《杨椒山先生垂范集》等，还为光绪年间在山东做官的浙江山阴人陈锦刻有《橘荫轩全集》六种。其所刻《吕注金刚心经》注有“板存山东趵突泉道院，有愿印送者，问后宰门会文斋可也”，便于人们了解此书的版权在会文斋。
聚和堂、双和堂开设于咸丰年间。双和堂刻有《读史论略》《小题新编初集》《史记菁华录》《纲鉴择言》等。聚和堂则刻有《济南校士分馆课艺》《重订王凤洲先生纲鉴会纂》《古文笔法百篇》《齐鲁讲学编初集》《批点左传句解》《二十四孝合刊》等。
济南府官刻书籍中，有提刑按察使司在康熙十九年所刻《山东全河备考》四卷、山东运河道库所刻《山东运河备览》十二卷、乾隆年间德州学正所刻《讲约教条》一卷、道光年间德州礼房所刻《德州宾兴事宜》一卷，还有同治九年德州礼房刊本《德州宾兴事宜》、光绪十九年由山东河防局所刻《河神事迹纪略》，都为传播文化作出了贡献。
藏书家数量多，著名者亦众
从古到今，山东读书、藏书历有传统。明代著名戏曲作家、章丘人李开先，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吏部员外郎、郎中，后升任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同时他还是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因收藏宏富而闻名天下。他的藏书主要通过花钱购求、他人赠予、借抄他人之书、自己著述、自己刻印等五种方式获得。经过一生的远搜博访、苦心经营，其“藏书之富，甲于齐东”，筑万卷楼、文明楼、火象楼蓄之。他曾十分自豪地在《藏书万卷楼记》中说：“藏书不啻万卷，止以万卷名楼。以四库胪类不尽，乃仿刘氏《七略》，分而藏之。楼独藏经学时务，总之不下万卷，余置别所凡五。”可见其藏书之丰富。
清代山东藏书家不仅数量多，著名者亦众。济阳张尔岐，淄川毕际有，新城王士祯，胶州高凤翰，益都赵执信、李文藻，德州卢见曾，栖霞郝懿行，聊城杨以增，福山王懿荣等，皆家藏宏富，名满天下。
新城人王士祯，号渔洋山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爱书、读书、藏书，在当时名闻天下。他一生手不释卷，家中建有池北书库，藏书丰富，甲于山左。朱彝尊为其作《池北书库记》说:“池北书库者，盖士祯先人旧庐，西为小圃，有池，老屋数廪在其北，士祯宦游三十年无长物，唯书数千卷庋置其中，辄取乐天‘池北书库’之名名之。”王士祯在其《蚕尾集》卷九中自述道：“余宦游三十年，不能以籝金遗子孙，唯嗜书之癖老而不衰。每闻士大夫有一秘本，辄借钞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购之。今予池北书库所藏，虽不敢望四部七录之万一，然亦可以娱吾之老而忘吾之贫。”
益都（今青州）人赵执信，其“饴山堂”藏书楼中，藏书以经史子集、文学著作为主，古文集最丰。
清代聊城地区藏书家辈出。如刘墉，他藏书丰富，其藏书楼名为“横山书屋”，藏书数量达到数千卷，成为当时山东地区藏书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张尔田，藏书以经史子集、金石碑帖为主，藏书楼名为“石渠书屋”。张尔田的藏书规模虽不及刘墉，但藏书质量更为精良。王锡祺，藏书以经史子集、书画作品为主，藏书楼名为“石泉书屋”，其中不乏珍本、善本。
聊城杨氏家族受运河开放文化影响，其文化典籍的收藏和保存成就非凡。杨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清中期的杨以增。杨以增一生热爱藏书。早在读书时即秉承父业立志藏书。道光五年(1825)，开始收藏宋、元珍本秘籍。步入仕途后，多次易地任职，广交文士，接触和收集许多珍本古籍。道光十八年(1838)为父守丧，家居时开始筹建藏书楼，取《学记》中“先河后海”语，为藏书楼取名“海源阁”。
杨以增长期在地方任职，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为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驻守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当时，清政府统治腐败，社会动荡，官僚豪门历代收藏的典籍常有散乱失落于民间者，杨以增利用居外为官之便，辗转于吴越间，将当地数百年保存的重要文献几乎尽数收集起来，以船沿运河运至聊城。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和不同渠道，不惜巨资购得不少私人珍贵藏书。太平天国起义时，他正在江苏清江浦任职，购得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大部分藏书。当时生活在杨以增身边的儿子杨绍和说：“咸丰初，扬州始复，南北各军往来淮上，往往携古珍玩求售。”这些散落各地的书籍，几经辗转，最后被杨以增收购，成为海源阁藏书珍藏本的基础部分。在以后不同时期，杨以增又收集了一批珍籍。
杨以增的儿子杨绍和、孙子杨保彝等人，继承了杨以增的藏书事业。经过杨绍和等的收藏和整理，海源阁藏书鼎盛时期，有藏书20余万卷，其中宋元刻本颇多。海源阁与常熟铁琴铜剑楼、吴兴皕宋楼、杭州八千卷楼并称为四大藏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