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里的声控灯忽明忽暗,66岁的陈建国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地往上挪。手里拎着的中药袋在寒风中晃荡,药香混着汗味,浸透了他单薄的棉衣。推开家门,扑面而来的是刺鼻的尿骚味和未收拾的外卖盒,客厅里,85岁的老父亲陈德海正歪在沙发上,电视音量开到最大,面前的茶几上,打翻的粥碗还在滴滴答答往下淌。
“爸!我都说了多少次,吃饭别着急!”陈建国强压着怒火,蹲下身收拾残局。陈德海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缩着脖子嘟囔:“我饿……”这句话像根刺,扎得陈建国眼眶发酸。他想起三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冬天,父亲总是把热乎的馒头掰成小块,吹凉了喂到他嘴里。可如今,时光仿佛倒带,角色彻底颠倒。
被生活压垮的“老儿子”
退休前,陈建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工作体面,家庭和睦。老伴贤惠,女儿远嫁后常打电话嘘寒问暖。六年前母亲去世,陈建国便把独居的父亲接到身边。起初,一切还算平静,父亲虽然耳背,但生活基本能自理。可随着年龄增长,陈德海的身体每况愈下:先是阿尔茨海默病,经常忘记回家的路;接着是糖尿病并发症,双腿浮肿,行动不便;再后来,大小便失禁成了家常便饭。
“建国,你爸又在小区迷路了!”保安的电话一个接一个。陈建国不得不一次次放下手中的事,满小区寻人。有次父亲跑到了三公里外的老厂区,他找了整整四个小时,最后在曾经的车间门口发现蜷缩着的老人。那一刻,陈建国的心脏揪成一团,既心疼又崩溃。
更让他难以承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陈德海变得越来越偏执,总怀疑儿子儿媳偷他的钱,半夜三更拍着桌子大闹;有时又突然情绪低落,抱着老伴的遗像一坐就是一整天。陈建国的老伴原本身体就不好,在这样的压力下,心脏病复发,不得不住进医院。
“我每天像个陀螺,医院、家里、菜市场三点一线。”陈建国揉着太阳穴,声音沙哑,“给爸换尿布、擦身子,半夜起来七八次;照顾住院的老伴,送饭、陪床;还要应付女儿的视频,装作一切都好……”他的头发在短短半年内全白了,背也佝偻得像张弯弓。
每月5000元背后的无奈
那天深夜,陈德海又一次尿湿了床单。陈建国蹲在卫生间,搓洗着散发异味的被褥,眼泪不争气地掉进水里。突然,他听见客厅传来重物倒地的声音。冲出去一看,父亲正趴在地上,额头磕出了血。慌乱中拨打120,在医院守了整整一夜。
“您父亲年纪太大,建议长期住院治疗。”医生的话像一记重锤。陈建国站在缴费窗口前,看着账户里所剩无几的存款,终于崩溃了。回到家,他跪在父亲面前,泣不成声:“爸,别跟我养老了,每月给你5000,放过我……”
5000元,几乎是陈建国和老伴全部的退休金。这个数字,是他算过无数遍的结果——足够父亲住进条件不错的养老院,还能请个护工专门照料。可说出这句话的瞬间,他感觉自己像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不孝,我对不起您!”陈建国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可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您孙子要结婚,要买房;您儿媳还在医院躺着;我自己的血压也高得吓人……”陈德海坐在床上,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清明,颤巍巍地伸出手,想摸摸儿子的头,却又无力地垂下。
养老困局中的挣扎与反思
这件事在社区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指责陈建国“忘恩负义”,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也有人理解他的难处,毕竟“久病床前无孝子”是现实的无奈。陈建国把自己关在家里,反复问自己:“我真的做错了吗?”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为了供他读书,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去工地搬砖;想起自己结婚时,父亲把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全部拿出来;想起母亲生病那几年,父亲衣不解带地照顾……这些回忆像潮水般涌来,让他愧疚难当。
但现实的压力同样沉重。女儿打来电话,带着哭腔说:“爸,我知道您难,可我们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实在帮不上忙……”老伴躺在病床上,虚弱地说:“要不,就按你的想法办吧,别把自己累垮了。”
谁来为“养老的养老”买单
陈建国的困境,折射出中国社会日益严峻的养老难题。当“60后”“70后”逐渐步入老年,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要照顾年迈的父母,还要面对自身的健康问题和子女的压力。“养老的养老”,成为横亘在无数家庭面前的一座大山。
陈建国最终还是把父亲送进了养老院。每月探视时,他都带着父亲最爱吃的点心,陪老人聊天、散步。陈德海似乎也适应了新环境,虽然还是经常认不出儿子,但每次见到他,都会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有更好的养老政策,如果社区能提供更多帮助,如果……”陈建国望着远方,眼神中满是无奈和期待。他的故事,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缩影,也是社会必须直面的课题:如何让老有所养,如何让子女在尽孝的同时,不必被生活压垮?
夕阳西下,陈建国走在回家的路上。寒风中,他裹紧了外套。远处,养老院的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那里有他的父亲;而家里,还有需要他照顾的老伴。生活的重担仍在,但他知道,日子总要继续。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养老不再是一个家庭的难题,而是整个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