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边城》里的人们都是“勇敢”的，那么“边城”就会变成一个现代都市，不但翠翠会变成一个“五四”女性，“边城”里的故事也将是一种追求独立与自由的“五四”文学叙事。
原文 ：《“不勇敢”的翠翠，反思的沈从文》
作者 |安庆师范大学 徐先智
图片 |网络
在现代作家中，沈从文似一个特例。从其中篇代表作《边城》中的主人公翠翠身上，也许能一窥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什么是翠翠的“不勇敢”
《边城》的开篇部分这样介绍翠翠：“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并没有将翠翠置于“五四”文学作品中那种常见的激烈人际冲突之中，而是被一种舒缓、自然的氛围所包裹。翠翠天真烂漫、内心纯粹，性格之中没有一丝杂质，这是一个自然的精灵。同时，大自然也是她的庇护所，与自然融合是她审视“陌生”的手段。
自然孕育的翠翠，对待生活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并不刻意地去追求什么，缺乏一种“五四”文学人物所追求的“主动性”。因此，面对爱情，翠翠没有向她更喜欢的二老傩送勇敢地表达过什么，也没有想过要去主动表达什么，她只是默默地等待，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等待着事情的自然发展。某种意义上，正是翠翠的这种“不勇敢”，最终导致了天保与傩送两兄弟之间车路和马路的“竞争”，结果一个出意外，一个离家远去。
翠翠的“不勇敢”，意味着不可控的命运，这显然不是一个“个性解放”的人物形象，而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物形象，翠翠这个人物的整个状态就是一种缺乏主体性的被动状态，一种自然的原生形态，按照沈从文自己的说法，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形式”的形态。在《边城》中，老船夫说“这是天意，一切都有天意”，可以说，翠翠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天意”之中，人生被“天意”左右，好坏都不由己，或者说，翠翠的人生，本身就无所谓价值判断上的“好”与“坏”。在“天意”之下，翠翠不可能“勇敢”，也无所谓“勇敢”。翠翠的“不勇敢”，就是人物在“天意”里的自然流淌。
翠翠为什么“不勇敢”
翠翠的这种“不勇敢”，自然是对现代文学中激烈的“五四价值”的悖离，是对“五四”文学作品中个人张扬、理性高扬的人物形象的纠偏，是对理性膨胀的反思。沈从文在写作《边城》的时候，大体就知道这小说让那些深受“五四”理性文学影响的人们会有怎样的反应：“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边城〉·题记》）沈从文知道“主流”作家们的作品是怎样的风格，他们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是一个怎样的“血泪”形象。
沈从文很清醒地看到了“五四”文学的问题。一方面，逃离旧家庭的女性们，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依靠自我力量生存下去，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现实面前很可能会成为一句自我膨胀的口号，因此，很多时候“女性解放”成为一种“硬写”。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自我，往往会像郭沫若《女神》中的那只天狗，吞月吞日吞噬宇宙之后，自己便成了新的宇宙。至此，这种自我的膨胀，最终也将“自我”吞噬，成为新的神，终归走向“人”的反面。沈从文的创作是建立在对这种“膨胀”的批判的基础上的，“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我的作品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习作选集代序》）。他的创作没有那么多的“思想”，也没有多少激烈的控诉，而是一种尽量将人物置于原生状态下的自然书写。因此，翠翠是不会“主动”的，更不会“勇敢”的。相反，翠翠的出现，就是为了批判当时那些太有“个性”，以至于陷入虚伪和自我迷失状态的形象。
沈从文的现代性反思
在沈从文的作品里，人们很难看到那种强烈的道德批判，在一个被风俗（或者说“天意”）包裹的自然环境里，那些我们熟悉的道德尺度似乎都不见了踪影。比如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专门提醒人们如果对比一下《柏子》和《八骏图》两篇小说就会发现这点：“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地反映在作品里。”人们很难在道德上去谴责沈从文作品中那些“吊脚楼里的女人”，以及那些上岸来消遣的水手们，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沈从文《丈夫》）。而这些女人，如果出现在“五四”作品中，要么是被摧残的形象，要么是自己堕落的形象，“五四”文学承载了强烈的道德重构与价值评判任务，因此无法做到叙述上的“自然而然”。
中国现代文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性特征，但与西方文学摆脱神权后的理性精神显现不太一样，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是反抗世俗权威而形成的。因此，在摧毁世俗专制权威体系后，“五四”文学高扬理性，确立“个人”价值，传播人们要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观念，然而，理性精神的过度高扬，也导致从“人为万物的尺度”变成了“人是万物的主宰”，一些“五四”精英们这种“扮演上帝”的“致命自负”，当然可能会带来复归专制的严重后果，对“五四”文学中主体的膨胀是需要系统性反思的。而在沈从文的作品里，看不到一种高姿态的“启蒙”，看不到作品中人物的“自我膨胀”，一切都如他作品中的白河水那样，缓缓流淌。
其实，在《边城》中，很多人物都是“不勇敢”的。老船夫如果“勇敢”，翠翠与傩送之间就有一座沟通的桥梁；傩送如果“勇敢”，那么翠翠就会明白他的心意，命运就会被“心意”而不是“天意”决定；天保如果“勇敢”，那么故事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发展；船总顺顺如果“勇敢”，那么一切都会被掌控，一切都会变得很确定。但是，如果《边城》里的人们都是“勇敢”的，那么“边城”就会变成一个现代都市，不但翠翠会变成一个“五四”女性，“边城”里的故事也将是一种追求独立与自由的“五四”文学叙事。可以说，正是从《边城》人物，尤其是翠翠身上的这种“不勇敢”状态，人们才能看到真正的沈从文，一个对启蒙现代性保持着反思的沈从文。
[本文系国家人文社科项目“乡村改造与现代文学乡土资源的建构研究(1918—1927)”（24BZW107）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9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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