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文献》1992年第1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这篇小文原是平时读书的零星札记。为了引起读者注意，才 化零为整，煞有介事地改用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与内 容并不相称。应该承认，此文仍属“不贤识小”的饭钉之作。
一 释“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 ·八佾》: “子曰：夏礼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 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其后又见于《礼记 · 礼运》等篇，
要之皆据《论语》之文而有所增益。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朱熹《四书集注》,皆训“献”为“贤”。后儒更引申之， 谓“贤”指贤才和耆旧两层意思。古今学者对此大抵无异说。前几年，《文献》杂志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讨论“文献”一词的概 念与范畴，所见各有异同，而于“文献”之训诂则未提出新的解 释。当时因兹事体大，未敢窃吹于群贤之列。今不揣疏陋，姑陈鄙见，聊充芹曝。
按，“献”之繁体字作“獻”。“慮”为鬲属，鬲为鼎属，皆古器物名，多用以盛祭品。“獻”者，盛犬于腐中，以献祭祖 先神祇，是会意兼形声字(“盧”亦声)。笔者因疑“献”即“虐”之通假字。盖“文”者泛指文字记载，“腐”者泛指前代器物。
有了文字记載和前代器物(当然指礼器、祭器),然后古礼始可取征。如释“献”为贤人，则杞、宋去夏、殷已久，即使有高年耆宿，也不能活到几百岁以上。况于文字记载和前代器物，可以用“足”或“不足”去形容它们；而贤人则不可能像军队一样，有既定名额，似不宜以“足”或“不足”形容之。今考古学界每用“文物”一词，其实正与“文献”之初义相近。
然“献”之训“贤”,乃汉儒旧说，于读古书时其义亦不可废。如《文心雕龙 · 序志》有“黎献纷杂”之语，“献”即训 “贤”。惟近人注释《文心雕龙》，大都解“黎献”为黎民中之贤者。 鄙意则以为“黎“指黑发人，亦即年轻人，犹秦汉时称一般人为 “黔首”。而“献”指耆旧，为老年人。两字乃并列复合词，“黎” 并非“献”字的定语。
二 “文献学”与“古籍整理学”
几年前学术界有倡言应专设“古籍整理学”学科，而不用较 早流行的专名词“文献学”。当时也有人不同意，仍主张用“文献学”。有熟人来询问我的意见，我因没有想过，当时未置可否。近时我想，如果我对“文献”二字的讲法能够成立，则“文献学”的内涵实包括古籍整理和考古学两方面的工作，较之仅称 “古籍整理学”的范围要宽泛得多。新版《辞源》“文献”条注 云：“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则所谓“图书”实不限于古籍。且“古”、“今”本相对而言。辛亥革命前后的作品在“五 四”时期还属“现代”,而今天则统归之于“近代”。况且整理图书资料是长期性的工作，必不限于今天所谓的“古籍”，已是自然趋势。“五四”时期的作品，虽说属于“现代”,实际上迟早也要变成“古籍”的。因此我目前的想法已倾向于沿用“文献 学”的旧名。下一节便想谈谈整理“今”籍的问题。
三 整理“今”籍未必易于整理古籍
一说到古籍整理，便认为那是一种专门学问；其实治现代文 学的人也必须具备相当广泛的文献学的常识，才不致出现谬误。
姑举一例。周作人晚年写了不少旧体诗。其中《儿童杂事诗》有一首谈“五黄”，而“五黄”是包括黄鱼在内的。周氏诗中用了“石首”一词，有人不解其意，硬把“首”字说成是“榴”字之误。其实黄鱼又称石首鱼，稍具博物知识的人都应当知道。
这一改就暴露了改字人的更多的弱点。盖律诗讲究平仄，“榴”为平声而“首”为仄声，在周氏诗中是不允许以“榴”字取代“首”字的。可见这位研究者对旧体诗格律也缺乏常识。更令人担心的是，改字人不但犯了主观臆断的毛病，而且还反映出其思想深处并不认为缺乏这一类基本功是危险现象，相反，却把这一类起码的常识看成无伤大体的细节小事。这样下去，即使是整理“今”籍只怕也难免错误百出了。
周作人写的毕竟还是旧诗。这里我要提醒做文献工作的同志，即使是通俗文学，所谓不登大雅之堂之作，也未必一看就懂。否则研究宋词、元曲、话本、传奇以及明清小说中的词语， 就不会成为专门学向了。而“敦煌学”之形成，不正是由于时代久远，今天读唐代通俗作品竟处处遇到“拦路虎”，才出现这门学问的吗?远的不说，即以目前尚在流行的京剧而言，无论为剧目作提要，或为台词作校勘，也并非简单省力的工作。有人写书，自称是“学术著作”,却连梅兰芳的个人本戏《太真外传》和自汉剧演变而来的传统京剧《贵妃醉酒》都没有分辨清楚而混为一谈。其道理同不知《尚书》有今古文真伪之分是一样的。周汝昌先生曾就《法门寺》刘瑾的一句定场诗“何必西天拜佛成” 的“成”字乃“诚”字之误写过一篇考证文章，我同意他的看法，并为他找出一条旁证。盖清人李玉所撰《一捧雪》传奇中有一角色名莫诚，而现在的京剧剧本都写作“莫成”了。可见校订戏词也要懂一点校勘学知识。至于京剧剧本中有些方言俗语，意义上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可以说不胜枚举。如京剧中称皇后、王妃为“梓童”,至今不知其出典；《卖马》、《盗宗卷》两剧的主角动辄说“有恻悔”,意谓向对方道歉，并没法弥补过失；但“恻悔”两字究竟应怎样写，确切涵义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小说、戏曲中习用口语“却又来”,从上下文看，也不止一种意思，因此也就很难给这个词语下一确切定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我们今天不用文献学的眼光、不从整理文献资料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则不久的将来连这一批作品也会像敦煌变文一样难懂费解。
四 对待古籍整理要持严肃慎重态度
尽管这几年出版业萧条疲软，但新整理出版的古籍仍不在少 数。这些新整理出版的古籍，以句读标点方面的错误为最多，其次则校勘和注释亦多有可商榷之处。我们从每一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上所刊载的文章便可看出这 方面问题的严重。提高整理者的文化素养和业务水平固然是当务之急，但我以为如何对待这项工作还有个态度问题。从已公开出版的图籍中，我们不难看到所谓经过整理的书，实际上有不少是近于粗制滥造的。破句误读和讹字错简几乎触目皆是，应接不暇。这本身就反映出无论整理者或出版社对于古籍整理工作并非 全力以赴， 一抓到底。另一种情形则是在治学方法上不慎重缜密，失之武断。比如有一篇分析白居易《长相思》词的文章，把 这首词认定是唐代开成五年(840)白居易六十九岁时在洛阳遣送歌伎樊素后为思念她而写的。文章的作者讲得头头是道，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而事实上却没有举出任何过硬材料做为依据。 我们应该认清一个前提，即这次樊素的被遣送，不管是她本人自请离去，还是白居易下了决心主动将她遣出，总之樊素这一去再不会回来是肯定无疑的。然则词中“恨到归时方始休”一句便完全落空，无论如何与樊素也搭不上关系了。与其说这首词是白居易伤心于爱妾远离，我看还不如讲成游子思归或思妇盼游子归来 更贴切词意。固然说诗无达诂，但必须揆情度理，能讲得自圆其说才好。而当前有些所谓学术著作，往往仅由个人凭空悬揣，如黑格尔之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一样，只存在于自己头脑之中。这也是我们整理古籍时经常看到的通病。我曾试加探讨，古今学人著书立说，其目的无非要做到“订讹”与“传信”。如果古籍经过 整理，“讹”愈多而“信”愈少，岂不事与愿违，南其辕而北其辙乎?何况订人之讹易，订己之讹难；传己之信易，传人之信 难。敢于传人之必信而订己之必讹，那就得有点自我批评的精神，和服从真理的勇气，则尤其不易了。愿以此自励焉。
1991年6月在北京写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