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历史讲解员王汉周
01
协和医院1921年成立，距今104年。
上图是成立时合影。
02
能这么豪华，
因为赞助人是约翰•洛克菲勒 。
20世纪初美国最富有的人。
除了是“石油大王”，他还是一名基督徒。
身边一位颇有远见的顾问建议他将精力转至慈善，成立慈善基金会。
投入慈善的收入不纳税，总收入未减少，还能赢得乐善好施的社会形象。
洛克菲勒在六十岁时说：
“我相信这是一个宗教任务：公平诚实地去赚你能赚到的钱，尽可能地攒住钱，然后尽可能地给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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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教育家奥斯勒曾描述过医疗这个行业：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普世一致性的行业就是医疗，无论走到哪里，医疗所遵循的规矩相同，所怀抱的志向相同，所追求的目标也相同。这种普世一致的同构性正是医疗最大的特色，它是律法所没有的，也是教会所没有的，即使有，其程度也有所差别。”
04
1、医生耐心解释
2、富有同情心
3、对病人决不耍态度
这3点是处理医患关系的必备条件。
胡美在典礼上说：
“医学校主要是培养医生，但协和这所新学校，还要培养科研精神和学生的自学能力。他们日后不仅是优秀医生，还要具有独创力和想象力。”
05
协和的诞生及后来超越医学的影响，印证了成就伟业的两个必备条件：
1、精细筹划、严谨实施，
2、当时中外环境创造了合适的氛围。
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在特定的职业境况下，大学教授会努力实现并且十全十美地实现某一个既定的职业理想。
当一个人从生活的燃眉之急、斤斤计较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闲暇有条不紊地用于思索内在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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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钱，必须是以“大规模的整体形式，而非零散的形式给出去”
“避免零打碎敲的捐款方式，避免在过于广泛的范围进行慈善活动”
洛克菲勒父子曾这么阐述他们的慈善之道。
钱要用在“关键拐点”。
什么是关键拐点？
在他们看来，必须是：
根除某种疾病的致病因素，根除某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播种一种“有生命力”的观点，一种产生变革的能量。
基金会的资金必须用在“大规模的示范”，以便他人能复制，最终得到传承和延续。
07
按一位哈佛医学教授的说法：
医学生在医学院里应该完成五个方面的成长：
知识的增加
躯体的成长
情感的成熟
社会判断
道德操守的提高
08
美国医学教育专家Dr.Gerald S.Lazarus，曾写过一篇《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
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的客座教授，有着三十多年的医学教育经验。
近几年常到中国，和中国七十多家医院交流医院管理的经验，到医学院探讨现代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他认为中国医学教育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
1、中国的医学教育着重记忆知识，不重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能力与知识之间存在距离。
2、中国医学生的人文修养缺失，医学生直接从高中考医学院，单一教育背景，从“医”而终，爱好寡淡。
不仅仅是医学院，几乎所有中国大学在今天都沦为了“一条满足社会学位需求的生产线”。
在医学生的大学生活中，只图考试过关，从应试角度出发，去判断那些知识值不值得学习。
读书阶段被看做是一段职业生涯开始之前的漫漫长夜、痛苦煎熬。
这段熬过去，自己便掌握了脱离苦海的舟楫。
医学生们更愿意“死记硬背”那些据说是有用的知识，教育不再是对个人的全面塑造。
即便是那些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中，也有一些也许从未超越过机械记忆的境界。
他们有的尽管有百科全书一般的渊博，但却从未真正感受到一种作为医生的精神劳作的气息。
如何在医疗的科学和艺术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今日医学院教学的新挑战。
中国医学生过早地接受“专才教育”，而非“通才教育”，将更容易过度地强调医学的科学因素，也更容易忽略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悲悯。
奥斯勒极力主张，医生的教育重医术的养成，但由于医学知识的有限，应辅以人文的修养。
人文修养有如酵母，可以催化医疗的关怀、同情心。
“在一根树枝生出的两串果实，就如医学的人道与科学，必须互相补足。”
老王：
死记硬背，对底层人来说，反而是最大的公平。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09
以下不是原文 是小记
孙中山先生生命的最后两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协和医院度过的。
根据协和的尸检病理报告，先生死于胆囊癌，而非外界一直认为的肝癌。
梁启超因多年的尿血症，在协和医院做了右肾的切除手术，但血尿并未停止。
后来误传为“竟然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梁启超被割错腰子）。
以林巧稚为代表的协和女大夫，大部分终身未婚，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是被逼的”。
这是当时社会对妇女的一种歧视 （美国社会同样如此） 。
徐志摩先生是一枚中医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