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山西运城临猗县“10岁男孩被生母继父虐死”案再次开庭，距离2023年5月2日案发已过去728天。记者从当地官方获悉，28日该案一审宣判，被告人王某某被判死刑，被告人谢某某被判无期徒刑。
2022年2月至2023年4月，王某虎、谢某朵先后虐待张某侨多次。经查，2023年5月4日，王某虎、谢某朵先后对张某侨殴打长达3小时，张某侨休克而死。2天后，王某虎将张某侨尸体掩埋至其祖父坟墓，王某虎指使谢某朵报警称张某侨“离家出走”。之后，王某虎、谢某朵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山西临猗“10岁男孩被生母继父虐待致死案”的一审判决，用最严厉的刑罚回应了人伦惨剧的极端之恶：继父王某虎被判处死刑，生母谢某朵被判处无期徒刑。尽管案件仍有上诉或复核的可能，但这一判决已清晰传递司法态度，以国家名义宣告，任何对生命的践踏都必将付出代价。
根据刑法，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天差地别。虐待罪的最高刑期为七年，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则可能面临死刑。此案的关键在于，两名被告人的行为是否超越了“虐待”范畴。
虐待罪的边界，是看若父母长期以“管教”为名实施暴力，但未直接追求或放任死亡结果，可能构成虐待罪。2023年5月2日晚，王某虎与谢某朵用三角带持续抽打孩子3小时，致其全身骨折、内脏破裂。这种暴力强度、持续时间及打击部位（腰背、四肢），已明显超出“管教”或“虐待”的限度。法院认定二人对死亡结果至少持放任态度，构成故意伤害罪，是对犯罪本质的精准把握。
罪名之变，不仅关乎法律适用，更关乎正义的尺度。当施暴者以近乎虐杀的方式对待孩子时，若仍以“虐待”轻判，无异于纵容恶行。
尽管二人均为主犯，但量刑差异引发公众疑问，法院的判决逻辑或基于两点：继父王某虎可能被视为暴力的主要实施者，而生母谢某朵虽参与殴打，但在犯罪中的作用略轻。生母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本应是最后的保护屏障，却沦为施暴者。其身份的特殊性，或许让法院在“死刑”与“无期”之间权衡。这一差异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客观危害相匹配。
案件最令人窒息的，不仅是两名被告人的残暴，更是整个社会保护机制的失灵：从2022年2月至2023年4月，孩子遭受持续虐待，甚至左手掌骨粉碎性骨折，却未被学校、社区或医疗机构察觉。生母与继父的“共同作恶”，暴露了监护权监督的空白，若没有强制报告制度或社区干预机制，类似悲剧仍会重演。
判决书提及的“报假警”情节，与2018年重庆姐弟坠亡案中生父销毁证据行为形成呼应，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明确，毁灭证据、妨碍侦查属于从重处罚情节，这解释了为何王某虎的死刑判决未被“抢救行为”的辩解所动摇。
在法庭庄严的国徽之下，张某侨永远定格在10岁的血色童年里，此案的一审重判固然彰显了司法利剑的锋芒，但那些在施暴过程中沉默的邻居、失职的学校、失效的社区，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共犯”？当我们为死刑判决拍手称快时，更需清醒认知，法治文明的真正刻度，不在于严刑峻法的威慑力，而在于每个公民都能成为照亮黑暗的微光。须知，预防永远比惩罚更具文明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