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威廉·德雷谢维奇 译｜刘诚
*本文摘自雅理待出《独处的终结：文化与社会文选》（暂定名）
威廉•德雷谢维奇，美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最佳评论奖”得主，曾任教于耶鲁大学英语系。著作《优秀的绵羊》和《简•奥斯汀的一堂课》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01
也许你会问，既然我如此在乎大学，在乎学生、教学、人文学科以及本科教育所蕴含的变革潜力，那为什么还要离开学术界？为什么在2008年，在耶鲁大学任教10年后，我还要离开这所学校，甚至放弃整个学术生涯？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还有更多的人以为他们已经知道答案。是因为我对学术腐败感到厌恶吗？是因为我无法再忍受，继续充当维持等级体系运行的齿轮吗？还是因为我没能在耶鲁获得终身教职，觉得去一个不那么知名的高校工作有失体面吗？不，不，不。都不是。
我离开的原因很简单：我别无选择。我不仅没能在耶鲁获得终身教职——这完全在意料之中，而且也没能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工作。事情是这样的：当你拿到博士学位，并被像耶鲁这样顶尖的研究机构聘为助理教授时，没人指望你最终一定能取得终身教职，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在这类顶尖大学取得终身教职，你必须在六年内成为所在领域内的顶尖学者之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真正的可预期路径是，你会在耶鲁这样的高校待一段时间，积累成果，发表论文，然后跳槽到另一所愿意授予你终身教职的高校。这正是英语系青年学者成长的典型轨迹：离开耶鲁后，他们去西北大学、东北大学、史密斯学院、北卡罗来纳大学、肯塔基大学，最终在这些学校获得终身教职。我当时也以为，自己会走上同样的路。
但我失败了，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努力。在第六年，我完成一本书，并成功出版后，我重新进入了求职市场。我获得了几次面试机会，但没有收到任何录取通知。第二年，我继续申请，然后是第三年、第四年。（耶鲁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你最多可以在学校任职10年，而不是通常的7年，在第六年后可以晋升为无终身教职的副教授。）以下是我申请过的学校名单：
布朗大学（两次）
布林莫尔学院
波士顿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戴维森学院
尤金朗学院（新学院）
圣十字学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两次）
肯扬学院
马卡莱斯特学院
麦吉尔大学
圣母大学
纽约大学（两次）
俄亥俄州立大学曼斯菲尔德分校
俄亥俄大学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皇后大学
罗格斯大学
圣路易斯大学
斯克里普斯学院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杜兰大学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两次）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芝加哥大学
科罗拉多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
马里兰大学
密歇根大学
俄勒冈大学（两次）
宾夕法尼亚大学（三次）
波特兰大学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
范德比尔特大学
西华盛顿大学
威廉姆斯学院
总共是39所学校，46次申请。其中既有公立、私立的名校，也有普通高校，还有加拿大的学校和文理学院。这些学校分布在美国东北部、中西部、南部、西部，以及北部边境以外的地区；有的位于城市，有的在郊区，还有的坐落于乡村。我几乎愿意去任何地方。尽管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寄托了那么多期待，但我只拿到了五次面试，两次复试（招聘流程的最后阶段），最终没有收到任何录用通知。
我的简历上有“耶鲁”二字，我的出版记录也还算不错，但在求职之路上，我竟然落得如此惨淡的结局。我一定是彻底搞砸了。确实是这样，真的。
02
让我们回到从前。我并没有按照通常的路径进入研究生院读硕士、读博士。我本科主修的是科学，而不是英语——尽管在大学中期，我无比希望自己的专业是英语。这意味着，当我进入研究生院时，相比同班同学，我已经落后了好几年——这是个劣势，但并非致命的劣势。更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在读博士时，我几乎完全没有受到学术职业“社会化”的影响。我像一个本科生一样进入了研究生院，怀揣着本科生的理想主义和天真。对我来说，研究生院——我是在大学毕业四年后才开始的——是一个终于能实现“读英语专业”愿望的地方。换句话说，我读硕士、读博士是因为我想读书：因为我热爱书籍；因为我在书中找到了自己最深的生活意义；因为艺术，尤其是文学艺术，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因为我渴望在那些能激励我、引导我的老师们的指导下学习；因为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老师。
任何熟悉人文学科，或者在过去40年里稍微接触过学术人文学科的人，都会立刻看出问题所在。热爱书籍，早已不再是成为英语教授的理由。这种热爱甚至会被嘲笑——或者说，如果有人敢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一定会被嘲笑。整个文学的概念——更不用说艺术了——早已被学界否定。小说、诗歌、故事、戏剧这些如今不过是“文本”，在本质上与其他文本并无区别。研究它们的目的，不再为了欣赏或理解，而是为了“审视”它们的意识形态投射，如父权制、白人至上、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等等，然后揭露它们、驳斥它们，剥夺它们有毒的说服力。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吸引人们进入文学研究的激情，早已不再是审美的，而是政治的。
当我进入研究生院时，我隐约意识到，这里的经历会和我在大学上过的那几门英语课有所不同——我知道“理论”很重要，尽管我并不太明白它究竟是什么——但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即将会面对的是什么。幸运的是（或者不幸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在我参加的第一堂研讨课的第一周——那是一门专为新生设计的“导论研讨课”——教授这样说道：“对一年级研究生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弄清楚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
“我知道我的意识形态立场！”坐在我旁边的年轻人突然脱口而出。“我是一个小写的马克思主义者。”她话音未落，立刻引来两三个女生的“围攻”。“但马克思主义对女性主义问题根本没有发言权！”其中一人反驳。“所以我才是一个小写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赶忙补充。教授慈祥地笑了笑；显然对学生们的这番讨论颇为满意。他们已经深得要领，明白了游戏规则。而我，则只想缩到桌子底下——当然，是比喻意义上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就像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异见者一样，从今往后，只有在关起门来，面对值得信任的人时，我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逐渐摸清了这个学术领域的运作方式。这里不仅充满了对过去作品（以及那些创作它们的“死去的白人男性”）的无情敌意，还弥漫着将这些作品强行卷入当代政治斗争的持续努力；这里痴迷于术语，沉迷于晦涩难懂的语言，并且对清晰、对话式的文风充满警惕和不信任；这里的知识标准被政治目标所侵蚀——不诚实、软弱、粗糙的研究，往往因其服务于某种“正义”而被默认开脱；这里弥漫着一种青春期式的道德优越感；这里，处处都是意识形态的审查与自我审查。
但让我最厌恶的，并不是学术上的腐败，而是职业主义。所有的假模假样，所有的立场表态，归根结底都不过是一场职业游戏而已。目标是职务晋升，而不是追求真理。在这样的环境里，最大的错误就是自己去思考。人们说着一些他们显然不相信的话，或者说，如果他们稍微用个人经验去检验，就绝不会相信的话——比如“语言无法创造意义”或“自我只是一个构造”。但他们必须接受这些观点，因为在这个系统中，这就是生存规则。学生们拼命揣测“理论之风”吹向何方，然后调整自己的论文，以迎合最新的潮流。在研究生休息室里，系里明星教授的名字——“弗朗科”、“盖亚特里”——被人们像打扑克时的王牌一样甩出来，仿佛提及这些名字，就能攀附权威、增加学术资本。整个学术体系看起来完全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循环。人们声称自己的目标是改变世界，在学术界之外产生影响，但现实却显而易见：他们的最高抱负，不过是获得终身教职。我那一届有一位同学，是我们之中最聪明、最博学的人之一，她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确实想要改变世界。但一年后，她选择离开，去读法学院，因为她觉得在那里她才真正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那为什么我还留了下来？因为我仍然热爱书籍。因为我找到了一些能够激励并引导我的老师——大多是五十岁以上的教授（还有一些老派教授坚持着，尽管他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因为，就像我之前猜测的那样，也确实如此，我热爱教学。因为我以为，如果我假装得足够久、足够努力——发表足够多的文章，附上足够多的脚注——或许可以蒙混过关，在某个地方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再在某个地方获得终身教职，在他们发现我的真面目之前。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正确的方式仍然存在——用正确的方式读书（向书学习，而不是对书训话），用正确的方式思考（脚踏实地，而不是迎合潮流），用正确的方式写作（像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一个被训练出来的学术机器），用正确的方式教学（帮助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我的小复制品）——我不会轻易放弃阵地。我不会让那些混蛋把我磨垮。
这个策略持续奏效了一段时间。说真的，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期间也有一些“坑”，尤其是，我始终无法逼自己去啃那些冗长、晦涩的理论著作，也无法按照学科要求的那种通用、去个性化的学术腔来写作。系里的某位明星教授曾答应帮我看几章论文，不过前提是他不需要真正加入我的委员会（也就是说，不用付出太多努力）。看完之后，他问我：“你是不是在山洞里待了20年？”就连我的研究生导师——通常对我持同情和鼓励态度——也忍不住批评我的写作风格像是为《纽约客》写的。有一年，学校举办了美国比较文学协会的年度会议，这是这个领域里第二重要的会议——虽然我居然对这一事实完全无感，尽管我应该早就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直到有一天，一个学生带着准职业化的气场，满脸兴奋地问我：“你会去参加主会场的演讲吗？”会议的最后一天，我在校园里碰到一位教授，她一直对我那种“颠覆性”的态度保持着某种旁观者的兴趣。她正朝相反方向走去，我随口问道：“你去哪儿？”我问她。“去参加会议。”她回答。那语气好像在说，不去会议还能去哪儿。“什么会议？”我问道。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微妙的表情，好像在说：“你打算把这种伪装进行到什么时候？”
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发表了几篇文章，并从几位年长的教授那里拿到了不错的推荐信。学位完成那一年，我正式踏入了学术求职市场。我申请了20所学校，拿到了五个面试机会：其中四所是排名较低的学校——奥本大学、蒙大拿大学、乔治亚州立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而第五所是耶鲁大学。出现这一奇怪组合的原因是，当时的耶鲁仍然相对保守——换句话说，系里的管理者与我有着相同的学术价值观。例如，在耶鲁，能够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并不被视为负担，而是学者应有的基本素养。此外，由于初级职位的聘用人员通常不会长期留下，教学能力成了系里尤为看重的标准，而这恰好是我擅长的领域。耶鲁很快做出了录用决定，甚至没有进行第二轮面试。在他们正式确认结果之前，我主动退出了其他职位的竞争。然而，坦率地说，如果我没有获得耶鲁的职位，我很可能会一无所获。
03
经过九年的研究生生活，在这期间我对自己的未来始终充满不确定性，我终于在职业生涯上迎来了一个新的机会。考虑到耶鲁慷慨的10年期限，加上第四年和第七年的休假安排，我本应该能顺利推进一切：发表成果，找到另一份工作，然后顺利进入“终身教职城堡”。
然而，问题还是接踵而至。首先，我依然无法完全融入“职业化”的轨道。这一切实在令人厌烦！在次级文献的荒原中艰难跋涉（写学术文章已经够让人痛苦了，读这些文章更是让人感觉脑细胞在逐渐死亡）。忍受学术出版的漫长煎熬：一遍遍地投稿（一次次地被拒），再一次投稿，随后不断修改（6个月、12个月、18个月），这一切只为了简历上的一行字，以及几乎为零的读者群。还有学术会议。你飞越大半个国家，只为了坐在一个闷热缺氧的宴会厅里，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着职业无望的气息，听着一些同样令人窒息的演讲。你带着名牌、会议资料夹和肩包，从一个小组讨论游荡到另一个，俨然一名销售大会上的中层经理。你发表自己的演讲——那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贡献——却在问答环节被各种刁难、挑刺。（有一次，一个完全陌生的提问者开口时直接说道：“我要好好‘折磨’比尔了。”）这还是在有人认真倾听的情况下。读研究生时，我只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所在的小组讨论只有五个人参加，其中两人甚至在我开始发言之前就离场了，因为他们只想听朋友的发言。从那以后，我差不多五年都没有再去参加任何会议。
但问题远不止于那些乏味的琐事，如果我认为这些事情确实有意义，也许我还能忍受。我无法融入“职业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对这个职业毫无热情。我并不相信它的价值，也不认为写文学专著、发表学术期刊文章，或者参加学术会议，对任何人会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而且，我相信这种想法并不孤单——即便是在学术界内部，也有不少人抱有相同的疑虑。我想，这正是为什么那么多文学学者需要想象自己是在“拯救世界”，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最终写的内容似乎跟文学毫无关系：于是他们写胡迪尼、希区柯克、《吸血鬼猎人巴菲》（这被称为“文化研究”），以及法律、历史、人权（这些被认为更有分量的主题）。只是，我比其他人更没有兴趣参与这种自我欺骗罢了。
此外，还有一些事情是我真正相信的，一些更值得投入时间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教学。当我还是一名年轻人时，书籍曾让我大开眼界，它们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也希望能为其他人——特别是大学生——带来同样的体验。研究生进入学校，是为“就业岗前培训”。而大学生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他们渴望启迪；对他们来说，书籍仍然与人生息息相关。研究生需要证明自己知道多少；他们已经在某种学术立场上站稳了脚跟，并会竭力捍卫。而大学生则不同，他们是开放的、灵活的，仍在探索，仍在成长中；他们还没有学会所谓“应该”怎么想，也完全不介意说一句“我不知道”。他们还充满了活力，而这种活力是我的许多同事，甚至我认识的许多成年人都已不具备的。对我来说，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关系的建立。它不仅发生在课堂上，也发生在那些开放而自由的交流中，比如办公室时间的谈话。这意味着：认识一位大一新生，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通过不同的课程、导师指导，或仅仅因为他们愿意回来交流，而建立起长期的联系。毕业后，他们仍然会与你保持联络，分享他们的成长。换句话说，这关乎的是导师制——一种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学术训练。
另一件我真正相信的事情，是为大众写作：参与更广阔的文化领域，分享我对艺术的热爱和理解，与学术圈之外的人交流，而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同领域的细分专家。在研究生阶段，我曾以舞蹈评论家的身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用了九年才完成学位的原因之一）。在耶鲁，我延续了这种实践，先是成为了书评人，最终成为了一名散文作家。我认为，这是学者应该去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回馈社会的方式，但主要的原因是——我喜欢这样做。我喜欢写作：打磨句子，用词语创造声音和节奏，制造出一种让我自己，甚至希望让他人也感到激动的效果。我喜欢以读者的身份，而不是教授的身份来阅读，就像我过去那样单纯地去享受一本书。我的研究领域是19世纪文学，但我也喜欢阅读当代小说，去探索它们如何解读我所经历的这个世界。我喜欢在那个更广阔的文化世界中拥有一席之地。与写另一篇学术期刊文章相比，这显然是对我能力的更好利用。
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为他们倾注心力，或者写书评和散文，问题在于这些活动对你的职业生涯毫无帮助。在学术界，唯一能让你获得回报的只有一件事：研究，也就是学术出版。除此之外的任何工作都不算数，甚至可以说是在自毁前程。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让我非常痛苦。但，套用一句话来说，我别无选择。我相信我所相信的东西，如果让我按照所谓“正确”的方式去做——敷衍了事地对待学生，只为他们做最低限度的付出，把我的思想完全封闭在职业圈子里——那我宁可不做。此外，我也不认为我能够将自己的灵魂搁置10年或20年，然后还能在最后重新找回它。
于是，我试图两者兼顾。一边搞学术，一边搞教学，同时进行非学术写作。我试图打破现有的规则，为自己制定一套新的规则。我差点就成功了。在求职市场的最后四年里，我拿到了五次面试机会，基本上都是文理学院的职位——这些学校更重视教学，我本来也希望能在那里工作。但最终，我还是失败了。
04
也许，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结局。也许事实是，学术生活并不适合我，它并不是我在进入研究生院时想象的那样。当然，从精神层面讲，我现在的状态比以前幸福得多。我追随好奇心，不再受缚于学科边界、学术规范，或同行评审挑剔的目光，我成了一名全职作家，创作了这本书中的散文以及其他作品。在学术界时，每当我想到一个与研究或教学无关的点子，比如关于周围世界的想法，关于文化中某些我注意到的现象，我就会把它写在纸条上，然后放在办公桌上的订书机下。每年春季学期结束后，在夏季学术工作的间隙，我都会收起这些纸条，坐在花园里，把它们抄录到笔记本上，边写边扩展。这是我思想摆脱束缚的时刻，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而现在，这正是我赖以为生的方式。
也许命运是公平的。如果有学者读这段文字，我敢肯定，他们心里正想着：他凭什么觉得自己特别？他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无视这个行业的规则，还能全身而退？没错，我并不特别。我只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并且我必须接受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不过，现在我想说的是，当教授们找到我，告诉我他们也想像我这样“写作”（当然，他们的意思是，既能像我这样“写作”，又能保住工作）。然而，要做到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你必须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成为一名作家，并不是源于你某天一时兴起；它需要付出与成为一名终身教职教授一样多的努力、时间与艰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们的道路很久以前就已经分岔了，如今更是相去甚远。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再回头，也没有办法轻易从一条路跨到另一条路上。你现在想像我这样“写作”，就像我想当教授一样不现实。你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你也必须接受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是的，我确实没有遵循规则，所以无法指望自己会“赢”。除非问题出在规则本身。我并不寻求被特殊对待，我只希望规则是合理的。我希望规则能够得到调整，并按正确的规则行事。我坚持表现得好像自己身处一个真正重视教学和学术研究、将智识追求与职业化同等对待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为100名本科生打开眼界，理应与指导一篇博士论文同样有价值；在一个拥有数万读者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理应与在那些无人问津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一样值得认可。
如果这只是我个人的经历，那它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遗憾。但它揭示的却是一个系统内部的优先事项被严重错置的现实。不仅如此，这还是一个行业“自食其子”的故事。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因为选择余地太小，我本可以在这个系统内勉强生存，一边做我擅长且热爱的事情，一边避免那些违背初衷的妥协。我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教学和写作，发表不迎合术语堆砌或学术潮流的研究，如果不是教职岗位日益缩减，甚至作为一名“白人男性”，我仍能找到另一份教职——毕竟，在当前求职市场上，既是“白人”，又是“男性”，并不意味着优势，反而是障碍。如今，大学正在大规模地将教学任务转移给兼职教师。一边维持教授队伍，一边又亲手摧毁它。当然，未来的情况只会更糟。这意味着，尽管我的经历在细节上独特，但其结局却并非个例。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学术界，成千上万的人只能接受底薪、不稳定的兼职教师工作。而在本科教学质量持续滑坡的背景下，受到伤害最深的，往往是那些真正关心学生的敬业教师。他们和我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太在乎自己的学生。归根结底，我离开学术界的原因（既然你想知道），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我的故事，是一场个人的失落，而更大的故事，则是一场行业的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