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请到您,您可得多吃点啊!”
1964年,中南海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宴会邀请全国的政协委员,这些政协委员都是在革命中有贡献,或者是知名的进步人士。
其中毛主席对一位画家老人格外照顾,一直劝他多吃点。
这位老人头发都白了,听到毛主席的话后和蔼地点点头,一桌的人都向他投来尊敬的目光。
他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中间,享受着新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的照顾,粟裕大将还亲自为他摆放餐具。
他到底是谁,有这么大面子?
15 岁考倒鲁迅的神童,把《资本论》背回中国
这位老人名叫马一浮,他的故事要从百年前的江南神童说起。
1883 年,马一浮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书香门第。
父亲是举人出身的县官,母亲是名门闺秀,作为家中盼了多年的独子,他从小就被寄予厚望。
他也不负众望,打小就自带 “学霸体质”:7 岁能写对联,8 岁能赋古诗。
10 岁那年,母亲指着院子里的菊花让他作诗,限 “麻” 字韵,马一浮张口就来:“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
最后一句 “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把菊花的高洁与陶渊明的风骨融在一起,连母亲都惊叹 “此子他日必成大器”。
15 岁那年,马一浮回到祖籍浙江绍兴参加县试。
这场 500 多人的考试,堪称 “清末神童大会”:鲁迅、周作人兄弟来了,后来的科学家竺可桢的哥哥也来了。
放榜那天,所有人都傻了眼 —— 名不见经传的马一浮竟拔得头筹,著名的大文豪鲁迅只得了 137 名,周作人更是排在 484 名,几乎垫底。
当地大儒汤寿潜读了他的文章,当场拍板:“这女婿我定了!”
于是,16 岁的马一浮娶了汤家千金汤仪,婚后带着妻子去上海学外语,一口气拿下英、法、拉丁、德、日、俄六国语言,成了远近闻名的 “奇才”。
1903 年,马一浮应聘到驻美使馆当秘书,在美国的土地上,他的世界观被逐渐刷新。
在纽约街头,他第一次看到高楼大厦林立,再想想国内清廷的腐朽,心里像扎了根刺。
某天在书店,他偶然翻到一本英文书 ——《资本论》。
“这不就是救国的良药吗?” 他激动得饭都吃不下,硬是省吃俭用买下英译本和德文本,千里迢迢背回中国。
要知道,这可是《资本论》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比陈望道翻译的首个中译本早了整整 20 年。
后来他创办《翻译世界》杂志,把《法国革命史》《日耳曼社会主义》等著作都译介过来,成了最早给中国送来 “马克思主义火种” 的人之一。
20 多个高官都请不动他
马克思主义犹如一场甘霖被马一浮带到了思想之地已经龟裂的中国,就像灵丹妙药一样效果立显。
马科斯思想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被这本书的思想启发,看到了拯救中国的希望,马一浮的功劳堪称是开天辟地。
此时他成了香饽饽,各个势力都想拉拢他,然而他确实个倔脾气。
民国初年,浙江督军孙传芳五次派人送厚礼,请他出山做官,他让佣人每次都说 “不在家”。
孙传芳亲自上门,他直接甩下一句 “我在家,就是不想见你”。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多次请他去当教授,承诺 “不拘课时,随意讲学”,他还是摇头:“我若去了北大,怕是要把讲堂变成茶馆了。”
最绝的是蒋介石,抗战期间,蒋介石在重庆想见他,他推脱不过去了一趟,见面就给蒋介石上课:“治国之道,唯诚感人,唯虚接物。”
末了还补上一句:“如今日寇当前,应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对外。” 气得蒋介石半天说不出话。
就这样,从清末到民国,至少20多个达官显贵想请动他,全吃了闭门羹。马一浮说:“我不是不愿做事,只是不想为权贵折腰。”
他躲在杭州西湖边的 “蒋氏山庄”,整天研究国学、书法,成了公认的 “当代颜回”“新儒家三圣”,连鲁迅都偷偷读他的文章,说 “马先生的学问,我是比不上的”。
直到 1952 年,一个人的出现,才让马一浮改变了主意。
那天春雨绵绵,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穿着长衫,冒雨来到马一浮家门口。
佣人说先生在休息,陈毅像刘备请诸葛亮一样连忙摆手,说:“别叫醒他,我在屋檐下等会儿就行。”
这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直到马一浮醒来,看到门口站着浑身湿透的陈毅,想起古人 “程门立雪” 的典故,心头一热:“陈市长如此礼遇,我再不出山,就太不识时务了。”
这一出山,马一浮先后担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史馆馆长,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其实早在 1949 年,周总理就曾两次派人请他进京,第一次他在写书,第二次他生病了,都没去成。
周总理非但不介意,还说:“马先生是国宝级人物,我们要尊重他的意愿。”
1964 年的那场宴会,是马一浮第四次见到毛主席,大家看到他都格外敬重,粟裕大将看到他到来赶紧给他摆放餐具。
席间,毛主席特意把他拉到身边,笑着说:“马先生是我们的‘国宝’,当年把《资本论》引进中国,可是帮了大忙啊!”
周总理在一旁频频点头,说起抗战时在重庆,就听说马先生拒绝蒋介石的故事,直夸他 “有气节”。
最让马一浮感动的是,大将粟裕作为晚辈,亲自为他摆放餐具,连说 “您是学界泰斗,我得好好伺候您”。
那一刻,老人望着满堂宾客,想起自己少年得志、中年丧妻、晚年出山的种种经历,感慨万千。
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坐在这个位置,不是因为官职,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当年拒绝蒋介石,是因为他看到的是派系斗争;如今愿意为新中国做事,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除了学贯中西、将新思想带到中国之外,或许让马一浮备受尊敬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竟是个“痴情种”。
19 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马一浮匆忙从日本赶回奔丧。妻子汤仪此时已有身孕,却因当地 “守孝期间不能生子” 的陋习,不得不去打胎。
谁料医疗条件太差,汤仪术后感染去世。临终前,她拉着马一浮的手说:“别难过,我走后你再娶个好姑娘……”
可马一浮却跪在床边发誓:“今生今世,我绝不续弦!”
这一誓,就是 65 年。岳父汤寿潜看他孤苦伶仃,想把三女儿再嫁给他,被他婉拒;后来无数人上门说媒,他都闭门不见。
朋友们都说,马一浮把这辈子的深情,都给了早逝的妻子。
他的书房里,始终摆着汤仪的画像,每年忌日都要写诗悼念,直到 84 岁临终,床头还放着两人年轻时的合照。
俗话说“爱妻者风生水起,亏妻者百财不入”,马一浮对于自己真正珍视的东西都是一贯的态度,也成就了他的气节。
1967 年,马一浮病逝,享年 84 岁。
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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