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的关键节点
公元3世纪以后，受佛教西来的影响，河西地区逐渐兴起了石窟开凿之风。此后的5世纪到9世纪，我国的石窟开凿进入鼎盛和辉煌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凉州因其东西交汇的地理区位，和相对安宁、富庶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特定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而成为佛经翻译的中心、佛教昌隆的圣地，河西一地成为石窟富集之地；我国的石窟开凿，也逐渐从龟兹模式（克孜尔石窟）过渡到凉州模式（天梯山石窟），进而演化为平城模式（云冈石窟），并在龙门石窟的营造中，最终完成了中国化进程。
“凉州模式”是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其名文《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4期）中提出来的。宿白先生将“凉州模式”的造像特点总结为：一般都有高大塑像，石窟以方形或长方形庙塔窟为主，很少有深凿窟；主要佛像有释迦、弥勒；窟壁以绘千佛为主；佛、菩萨面相浑圆，身躯健壮，形体高大。“凉州模式”来源于于阗、龟兹两个佛教流派的融合，天梯山石窟就是这个融合的结晶。只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天梯山石窟，已远非百年前的面貌。1927年古浪发生大地震，对天梯山石窟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九层贯楼和大部分洞窟被毁，完整幸存者8窟，另有大佛未受毁坏。所以，现在的天梯山石窟，与以前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宿白先生在东西石窟造像的对比中，在文献资料的印证下，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去研究凉州石窟，独具慧眼，其结论也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之所以称“模式”，关键还是在于其对后来石窟的影响上。沮渠蒙逊开凿天梯山石窟，并以此为例，继续开凿张掖马蹄寺石窟、肃南文殊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等。这些石窟中，天梯山是当仁不让的核心，规模远大于其他（莫高窟7世纪时才形成规模）。
“凉州模式”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是高昌石窟。元嘉十九年（442年），北魏拓跋焘派兵清剿盘踞在敦煌的北凉残余势力，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率部继续西逃，流亡到高昌，河西大族和高僧也随之而来。沮渠氏鸠占鹊巢，夺占高昌，并建立佛寺，将“凉州模式”反哺到高昌。高昌故城残迹犹在，其间出土了《凉王大沮渠安周造祠碑》，可以为证。另据宿白先生的推论，永靖炳灵寺石窟也受到凉州模式的影响。炳灵寺石窟最早开凿于西秦乞伏炽磐时期，炽磐曾礼敬昙无谶、玄高等僧人，“西秦高僧或从凉州来，或向凉州去，可见西秦佛教与凉州关系密切。而西秦于炳灵兴建龛像之时（420—431年），也正与北凉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斵窟安置佛像的时间（412-428年）相近，因此，参考炳灵西秦龛像，推测凉州石窟或许没有大误。”（宿白语）
“凉州模式”影响下的杰作是云冈石窟。太延五年（439年），北魏拓跋焘亲自领兵灭北凉，俘虏沮渠牧犍，“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凉州僧人玄高、师贤、昙曜以及大批工匠都随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在平城，师贤担任北魏首任“沙门统”（佛教领袖），昙曜为第二任。正平二年（452年），魏文帝拓跋浚下令，让昙曜主持修造武州山石窟（今云冈石窟）。昙曜以凉州工匠为主，继承又有创新，凿成了云冈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精品——“昙曜五窟”。五窟塑像面部丰满，造型雄伟，简练传神，颇具天梯山石窟大佛气象，尤其是其中的第20窟，早已成为云冈石窟的名片。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洛，北魏的政治中心从遥远的大同迁到了天下之中的洛阳。他们在洛阳南部的“伊阙”，督造了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完成了石窟修造的中国化进程。此前的中国石窟都带着较为浓厚的犍陀罗和秣菟罗的艺术风格，而龙门石窟则更多体现出佛教与中原汉文化融合后的特征，褒衣博带、秀骨清像以及风格上更加精美华丽，成为龙门石窟有别于此前石窟的特点，而这，显然是中原汉文化的基本元素。龙门石窟之后，以龙门风格为主的石窟之风，再次“反哺”和西行，影响了天水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等，这时候的石窟，完全是一派中国风。佛教雕塑、思想等终于完成了中国化，而从佛陀西来到中国化的完成，其间横梗着一个跳不过去的地点——凉州，和一个绕不开的艺术阶段——凉州模式。
本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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