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十几个2师9团27连的北京、哈尔滨知青，组队回到了黑龙江绥滨农场。
见到曾经的老连长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当述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时，每个人也都颇为感慨万千。
忽然，大家提到了一个熟悉的人，他的名字叫邹雪生，是27连的战友。
一个知情人说邹雪生目前还滞留在北大荒，大家都惊讶不已，后来托人四处打听才最终找到了他。
在战友们的帮助下，邹雪生的户口得以迁回北京，结束了长达41年的北大荒生活。
那么，邹雪生究竟有什么经历，为何又会滞留北大荒长达41年呢？
邹雪生出生于1951年，父亲是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属于妥妥的红二代。但邹雪生的童年并不幸福，这一切要从1967年开始。
那一年，邹雪生的家庭遭遇变故，父亲被下放回老家江西，母亲也去世了，只留下他和一个5岁的弟弟邹小勇相依为命。
1968年11月5日，邹雪生兄弟俩收到“通知”，要去北大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在当时，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知青下乡”。
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的户口也要迁到那边。
11月7日，夜幕低垂，寒风刺骨。永定门火车站灯火昏黄，却人声鼎沸。站台上挤满了人，邹雪生和小勇拎着简单的行李，挤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单薄。
站台上，许多父母前来送行，他们提着网兜，里面装着苹果、橘子，一遍遍地叮嘱着即将远行的儿女。
邹雪生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母亲，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的孩子笨拙地用手绢擦拭着，眼圈也红红的。
看着眼前的情景，邹雪生心里一阵酸楚。因为他和弟弟，没有家人来送行。瞬间， 热辣辣的感觉涌上眼眶，邹雪生赶紧低下头，不让小勇看见。
“呜——” 火车发出冗长的汽笛声，像一声沉重的叹息。人群开始涌动，催促着离别的人踏上征程。
邹小勇是第一次坐火车，最初的紧张过后，眼里又充满了新鲜和好奇。他扒着车窗，看着站台上模糊的人影和渐行渐远的灯火。
火车哐当哐当，一路向北。窗外的景致从熟悉的城市变成了陌生的田野和山峦，气温也越来越低。经过漫长的旅途，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广袤而荒凉的北大荒。凛冽的寒风像是要刮透骨头，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和枯黄的草甸，与北京的繁华截然不同。
按照分配，邹雪生和邹小勇被安排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具体是铁力独立2团10连，迎接他们的是即将开始的繁重体力劳动。
最初的日子是艰难的。对于从小在城市长大的邹雪生来说，扛锄头、挖冻土、住大通铺、吃粗粮，每一样都是挑战。天不亮就得出工，天黑透了才能收工，双手很快磨出了血泡，变成了厚厚的老茧。但好在，身边有弟弟小勇。
虽然小勇年纪小，干不了重活，但兄弟俩相依为命，晚上在一个宿舍能说说话，白天能远远地望见对方的身影，日子似乎也没那么难熬。邹雪生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总算是渐渐适应了铁力农场的节奏，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被激发了出来。
然而，就在邹雪生以为生活会这样继续下去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打破了平静。
那天，连队的副团长找到了邹雪生，说：“邹雪生同志，跟你说个事。经过组织研究决定，你的弟弟邹小勇，年纪太小了，身体也弱，不太适合咱们兵团的重体力劳动。”
邹雪生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那副团长，您的意思是？”
副团长说：“意思是，要把他送回北京去，交给原单位处理。”
邹雪生当然不愿意弟弟离开，便说道：“可他是我在这里唯一的亲人了，我们一起过来的！”
副团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手续很快就会办好，你准备一下吧！”
分别的那天，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邹雪生紧紧抱着弟弟，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小勇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小脸埋在哥哥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哥，我们不分开，好不好？”
邹雪生哽咽着，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能说什么呢？说哥哥也舍不得你？说哥哥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他只能一遍遍地抚摸着弟弟的后背，感受着那份即将剥离的温暖。
这场突如其来的分离，如同北大荒的冬天一样，寒冷而漫长，也许，真的就是天各一方了。
送走了弟弟，邹雪生的世界仿佛一下子空了一大块。形单影只的他，很快又接到调令，从熟悉的铁力农场，转到了更偏远的绥滨农场，隶属于建设兵团第2师第9团27连。在这里，他还因为之前的踏实肯干，被任命为班长。
新的环境，带来的是新的挑战，但也有些许不同。邹雪生发现，绥滨农场的这个连队里，战友们的学习氛围似乎更浓一些。大家劳动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条件虽然艰苦，书本更是稀缺资源，但只要谁手里有本书，都会被争相传阅。虽然很多都是手抄本，字迹模糊，纸张脆弱，但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晚上在煤油灯下，还会热烈地讨论。
这种艰苦环境中对知识的渴求和精神上的相互慰藉，让邹雪生感到一丝温暖。大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但在这片黑土地上，同甘共苦，互相扶持，建立起了比钢铁还要坚硬的友情。
邹雪生因为干活总是冲在前面，从不偷懒，加上性格随和，很快就赢得了战友们的信任和尊重，大家都亲切地喊他“队长”。
北大荒的冬天，是名副其实的严酷。那种冷，不是北京能比的，是能冻掉人骨头缝里的热气。一天晚上，邹雪生带着班里的几个战友——常解星、张仁康、张振东和孙杰，一共五个人，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托豆子。所谓“托豆子”，就是把白天打下来堆在场院里的黄豆，趁着夜色装袋、运到指定地点。那天的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五度，还刮着“白毛风”，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
五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忙活，装袋、扛包、搬运，刺骨的寒风根本挡不住身上的热气蒸腾，很快，他们棉衣里面都湿透了。等好不容易干完活，已经是深夜。回宿舍的路，顶着狂风，更加难走。
刚刚出的汗迅速在棉衣外层结成了冰壳，冷风一吹，寒气直往骨头里钻。走着走着，邹雪生感觉自己的脚越来越麻木，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低头一看，那双笨重的棉鞋已经被冻得硬邦邦的，像两块铁疙瘩。
“不行了，我的脚走不动了……”邹雪生踉跄了一下，几乎要栽倒在雪地里。
“队长，你怎么了？”常解星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
“脚……我的脚没知觉了……”邹雪生声音发颤。
大家一看他那双冻得梆硬的鞋，都吓了一跳。
张振东和孙杰二话不说，一个在前开路，一个在后推着，四个人几乎是半架半拖着把邹雪生弄回了宿舍。
到了宿舍，大家七手八脚地想帮邹雪生脱鞋，可那棉鞋和脚已经冻得死死的，连在一起，根本脱不下来，稍微一用力，邹雪生就疼得直抽冷气。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大家都知道，这么严重的冻伤，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就要截肢。
“快，用雪搓，老法子管用！”常解星想起老乡们说过的方法。
几个人赶紧从外面弄来干净的雪，小心翼翼地帮邹雪生脱鞋，那过程简直像是在剥一层皮，鞋脱下来时，连皮带肉都粘着。然后，他们轮流捧着邹雪生的脚，用冰冷的雪不停地搓着。那种刺骨的疼，让邹雪生几度昏厥过去，又被战友们喊醒。
张仁康、张振东和孙杰则忙着烧热水，找来毛巾，给他暖手暖身子。叶明和常解星看邹雪生的脚稍微有点回暖的迹象，但还是冰凉，干脆一人抱起邹雪生的一只脚，小心地放进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体温去焐。
整个宿舍的人都没睡，围在邹雪生的床边，紧张地看着。经过了漫长的一夜，大家轮换着搓脚、焐脚、喂热水，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邹雪生的脚趾头终于能轻微地动弹一下了，苍白的颜色也渐渐恢复了一丝血色。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瘫坐在地上，才发现自己也已经冻得手脚僵硬，满身疲惫。
邹雪生看着围在床边，满眼血丝却带着欣慰笑容的兄弟们，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后来，每当回忆起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他总是感慨万分：“小时候，只有我妈才这样把我的脚放在怀里捂过。在北大荒，是我的这帮好兄弟救了我的脚，也暖了我的心。当时脚冻得没知觉，可我的心里啊，比揣着个火炉还暖和，叶明、常解星、张仁康、张振东、孙杰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一辈子的兄弟！”
知青岁月，就是这样一幅用汗水、泪水、欢笑和苦涩交织而成的画卷。艰苦卓绝的劳动，生死与共的友情，是这幅画卷最浓墨重彩的底色。当然，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也悄然滋生着懵懂的爱情。邹雪生的好兄弟叶明，就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恋与别离。
叶明的女朋友，也是北京来的知青，一个笑容很甜的姑娘。在那段单调的日子里，他们的爱情像一抹亮色，温暖了彼此，也让旁人羡慕。两人常常在收工后，一起去水边散步，或者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分享一封珍贵的书信。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政策的松动，一些知青开始想方设法回城。叶明的女朋友家里有些门路，率先拿到了“困退”（因家庭困难或特殊原因获准回城）的名额。分别的那天，两人在农场的小树林里说了很久很久的话，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叶明，我回去就想办法，让你也尽快回来，我们就能……”姑娘的话里带着期盼，也带着一丝不确定。
“嗯，我等你。”叶明紧紧握着她的手，心里却像压着一块大石头。
女孩子走了，叶明像丢了魂一样。他日盼夜盼，可自己的“困退”申请却迟迟批不下来。据说名额有限，竞争激烈。后来，还是叶明在北京的父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知托了多少关系，才总算帮他把“困退”的手续跑了下来。
可就在叶明欣喜若狂，以为终于可以回京团聚时，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却给了他当头一棒。原来，女方的父母见叶明迟迟不能返城，觉得前途渺茫，坚决反对他们继续交往。女孩在家里的巨大压力下，最终含泪提出了分手。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叶明彻底垮了。他整日沉默寡言，眼神空洞，干活也没了力气，晚上常常一个人跑到荒地里，对着漆黑的夜空发呆，有时甚至偷偷地抹眼泪。邹雪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知道，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比身体上的劳累更折磨人。
“叶明，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邹雪生找了个机会，拉着叶明到僻静处，“我知道你难受，可日子总得过下去啊。”
叶明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声音沙哑：“队长，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回也回不去了，她也不要我了……”
看着好兄弟痛苦不堪的样子，邹雪生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想了很久，突然灵光一闪，抓住叶明的手臂，认真地说道：“叶明，或许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叶明眼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光。
“去参军吧！”邹雪生说，“当兵虽然也苦，但那是部队。将来，也许有机会通过部队转业或者提干的方式，调回北京。这可能是你现在离开北大荒，并且将来有机会回城的唯一途径了！”
叶明愣住了，参军？这是一条他从未想过的路。
邹雪生继续劝道：“你想想，留在这里，你心里这个坎过不去。换个环境，也许能重新开始。而且，部队是个大熔炉，能锻炼人。就算最终不能回北京，起码你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叶明沉默了很久，最终，他点了点头，眼里重新燃起了一点希望。
不久之后，叶明真的报名参军，并且顺利通过了。离开北大荒那天，邹雪生亲自去送他。还是那个简陋的车站，还是那种离别的场景。这一次，轮到邹雪生送别自己的好兄弟。
临上车前，叶明紧紧地拥抱了邹雪生，这个平时坚强的汉子，此刻哭得像个孩子：“队长，如果有一天你回北京，一定要跟我说！”他哽咽着，最后用力喊出了一句：“望君莫悲切，永世记心间！”
叶明离开后，不断的有更多的知青离开这里。不久，知青们陆陆续续的都走光了，最终只剩下了邹雪生孤零零的一个人。
为什么不走？他不是没想过。北京，那个魂牵梦绕的故乡，怎么可能不想回去？可是，“回去”这两个字，在那个年代，对邹雪生来说，却隔着万水千山，更隔着一道无形的、冰冷的墙。
邹雪生的父亲和弟弟邹小勇都在江西，他想要回去，必须有北京的单位或者街道“接收”。
在无边的孤寂和对未来的迷茫中，邹雪生选择了一种最朴素的方式——扎根。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农场的劳动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仿佛只有身体的极度疲惫才能暂时麻痹内心的空洞。一年又一年，邹雪生脸上的青涩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北大荒风霜刻下的黝黑和皱纹，他变得沉默寡言，却也更加坚韧。
1979年，经人介绍，邹雪生认识了当地的一个姑娘，两人很快结婚，并在不久后生下了一个女儿。
为了这个家，为了让妻女过上好一点的日子，邹雪生更加拼命地干活。那段日子虽然清贫，但有了妻子的陪伴和女儿的笑声，邹雪生的心里是踏实的，甚至偶尔会滋生出一种错觉：也许，就这样在北大荒安稳度过一生，也未尝不是一种归宿。
本来靠着节衣缩食，这日子还能过下去。然而在1990年，一场突然出现的天灾让他们一年的辛苦白忙活，一毛钱没挣着不说，还倒欠了五万元的债务，这五万大部分是借来的。
连里面两万块的土地承包费，另外欠了其他人三万块钱。在那个年代，五万元，对于一个农场的普通职工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足以压垮一个家庭。
终于有一天，妻子平静地对他说：“雪生，我们分开吧。”
邹雪生心里一颤，该来的还是来了。他看着妻子憔悴的脸，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一样。
妻子说：“跟着你，这辈子怕是回不去北京了。孩子也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受苦。你是个好人，可我撑不住了。”
邹雪生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理解妻子的绝望，也无力去挽回。不久后，妻子留下女儿，独自走了。
妻子走了，只留下邹雪生和年幼的女儿相依为命。生活的重担更加沉重地压在了邹雪生一个人身上。他既要下地干活挣钱还债，又要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最让他心痛的是，因为实在拿不出足够的钱，女儿在勉强读完初中后，就再也无法继续学业了。看着女儿渴望读书的眼神，邹雪生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
那一年，女儿才刚刚18岁，便选择了南下，去了遥远的深圳，成了一名流水线上的打工妹。
妻子走了，女儿也走了。邹雪生又一次变成了孤家寡人。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声和窗外呼啸的风声。他又回到了最初来到北大荒时的那种状态，甚至更加不堪。那时虽然苦，但还有青春，还有希望，还有兄弟。现在，他只剩下一副被岁月和苦难磨损的躯壳，以及一颗千疮百孔、茫然无措的心。
日子总得过下去。为了生存，也为了能早日还清债务，邹雪生开始琢磨着学点手艺。他看到场部里不少人家的收音机、黑白电视坏了没地方修，就托人弄了些旧书，自学起了修理电器。他有点文化底子，人也肯钻研，慢慢地还真捣鼓出了一些门道，靠着给人修修补补，勉强能糊口。
但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电器层出不穷，越来越复杂，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更要命的是，邹雪生的年纪越来越大，长年累月的劳作和昏暗灯光下的摸索，让他的视力急剧下降。那些细小的零件、复杂的线路板，在他眼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有时候焊一个点，手抖得半天对不准。渐渐地，找他修电器的人越来越少，他的这点手艺，也快要派不上用场了。
最后，邹雪生只能像许多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一样，靠打短工维持生计。给人家扫扫院子，搬搬东西，看看仓库……什么零碎的活儿都干，挣几个辛苦钱，勉强够自己吃饭。
有一次，邹雪生接了个活儿。到了地方，敲开门，开门的竟然是当年27连的老连长。老连长已经退休多年，头发花白，但那身形和嗓门，邹雪生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可老连长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破旧、满脸风霜的“临时工”，却丝毫没有认出他就是当年那个精明能干、意气风发的北京知青邹雪生。
邹雪生心里五味杂陈，干完活拿到工钱后，几乎是小跑着离开了连长的院子，他怕被认出来，那种尴尬可想而知。
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邹雪生几乎麻木，直到2008年才迎来了一丝转机。
2008年7月，27连的一批老知青要回来农场看看，组织者是叶明和他的爱人张谊族。叶明离开北大荒后，果然通过部队转业回到了北京，后来发展的很不错。他一直没有忘记当年在北大荒的岁月，没有忘记那些共患难的战友。这次，他们夫妇俩召集了十几个当年同在27连的北京、哈尔滨知青，组成了一个“回访团”，要回到这片奉献了他们青春的土地，看一看。
车子开进绥滨农场场部的时候，这些头发已染风霜的“老知青”们，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景象，都感慨万千。变化太大了，但骨子里的那份荒凉和辽阔，似乎又从未改变。他们找到了早已退休的老连长，大家围坐在一起，激动地握手、拥抱，畅聊当年的往事。
叙旧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再也收不住。那些年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说着说着，不知道是谁，忽然提起了那个熟悉的名字：“哎，咱们当年的邹班长呢？邹雪生，他还好吧？”
一提到邹雪生，屋子里的气氛顿时有些沉重，大家提议一定要找到邹班长。
不久，通过老职工曲大麻子的指引，叶明一行人很快就找到了邹雪生那低矮、破败的家。轻轻敲了敲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面容憔悴的老人出现在门口，正是邹雪生，他看到门口突然出现的这么多人，先是一愣，并没有认出大家。
“队长，我是叶明啊？”叶明试探着喊了一声，声音有些颤抖。
邹雪生定定地看着叶明，又看了看他身后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你是叶明？”
“是我，队长，我们回来看你了！”叶明一个箭步冲上去，紧紧抱住了邹雪生。
身后的战友们也纷纷围了上来，一声声呼唤，带着激动，也带着辛酸。
走进屋里的一刹那，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股难以形容的、混杂着霉味和酸臭的气味扑鼻而来。屋子里光线昏暗，杂乱无章，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炕上铺着一床看不出本来颜色的脏棉被，连个被罩都没有，硬邦邦地堆在那里。
看到这一幕，叶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夺眶而出，抱着邹雪生泣不成声：“队长，这就是你的家？你怎么就活成这样了啊？”
在场的其他人，无论男女，也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是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和绝望，才会把日子过到如此境地。
没有人说话，大家默默地行动起来。女同胞们开始动手收拾屋子，擦桌子、扫地、整理杂物。男同胞们则二话不说，立刻跑到附近的商店。不一会儿，他们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吃的、用的、穿的……崭新的衬衣衬裤、棉毛衫裤、厚实的外套、干净的被褥、暖水瓶、脸盆、毛巾……他们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地搬到邹雪生的家里。
邹雪生愣愣地站在那里，手里捧着这些带着温度的东西，浑浊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嘴唇颤抖着，想说谢谢，却哽咽着发不出声音。
临走时，叶明从口袋里掏出身上所有的现金，厚厚一沓，塞到邹雪生手里：“队长，我这次出来没带多少钱，这点你先拿着，别推辞！”
几天后，叶明一行人离开了绥滨，返回北京。但邹雪生那破败的家、孤苦伶仃的身影，却像烙印一样刻在了他们心上，尤其是叶明和张谊族夫妇。回到北京后，他们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叶明对妻子说：“不行，不能让队长就这么下去！”
张谊族也是当年27连的知青，她同样对邹雪生的遭遇深感痛心：“是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帮帮他。光给点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叶明心中升起：“把邹雪生接回北京，把他的户口办回来！”
“办户口？”张谊族吃了一惊，“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啊！都离开北京四十多年了，人户分离这么久，档案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办回来？”
叶明说：“再难也得试试，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他的户口办回来！”
夫妻俩下定了决心。叶明立刻给邹雪生打去了长途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叶明深吸一口气，郑重地说道：“队长，你听我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北京户口办回来，接你回家！”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随即传来了邹雪生压抑不住的哽咽声：“叶明，你比我亲生父母还亲……”话未说完，邹雪生已是泣不成声。多少年的委屈、孤独、绝望，在这一刻，随着滚烫的泪水，奔涌而出。
从那天起，叶明和张谊族的生活重心彻底改变了。他们放弃了几乎所有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减少了和自家亲人团聚的时光，一门心思扑在了为邹雪生办理北京户口这件事上。他们一次次地往返于邹雪生当年在北京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在堆积如山的、早已泛黄发脆的档案中，大海捞针般地查找四十多年前的户籍资料。他们拜访了无数个相关部门，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不知吃了多少闭门羹，看了多少脸色。
一次次的碰壁，并没有让叶明夫妇放弃。他们坚信，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办法。他们的执着也感动了许多当年27连的老战友，大家听说了这件事，都纷纷伸出援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北京有门路的帮忙打听。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不懈努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叶明、张谊族夫妇在众多老战友的鼎力相助下，邹雪生的北京户口，终于办下来了。更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多方协调，他远在深圳打工的女儿的户口，也一并得以迁回北京。
但这还没完。叶明考虑到邹雪生回来后的生计问题，又马不停蹄地帮他联系工作。最终，一家好心的公司物业管理处同意接收邹雪生。这意味着，邹雪生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再干几年，然后就能顺利办理退休手续，从此每月都能领到退休工资，在北京安度晚年。
不久之后，在战友们的安排和资助下，邹雪生带着女儿，终于再一次回到了阔别41年之久的北京，正式地回家了。
为了庆祝邹雪生的回归，27连在北京的老战友们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接风洗尘的酒会。酒桌上，大家推杯换盏，欢声笑语，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的模样。席间，一个又一个老战友，都悄悄地走到邹雪生身边，不动声色地往他口袋里塞钱，每个人都是一千元。
邹雪生感受着那一张张带着体温的钞票，更感受着那份比金钱更贵重、沉甸甸的战友情谊，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场流下了滚烫的泪水。他站起身，举起酒杯，想说些什么，却只是不停地重复着：“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办理正式落户手续的那天，是2009年7月23日。拿到崭新的户口本后，邹雪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女儿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前，看着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久久不语。然后，他转过身，郑重地对女儿说：“闺女，记住今天这个日子，7月23号。从今往后，这就是爸的生日。以前的日子，都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