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赣北春天，阳光曾和往年一样，洒在鄱阳湖平原的丘陵和稻田上。当农民们弯腰插下第一株秧苗时，谁也未曾想到，这片被叫做“赣中粮仓”的土地，马上要被鲜血浸透。三月的风夹着长江对岸的炮声，把战争的阴影一步步推近高安——这座离南昌六十里的千年老县城，正站在地狱门口。
三月十七日，新建县的防线在日军炮火中塌了。那些用泥土石块堆起来的工事，到底抵不过坦克的履带。难民开始往高安涌，挑夫的扁担上晃着锅碗瓢盆，妇女怀里的娃娃裹着旧襁褓，队伍里不时传来老人的咳嗽声。县城西门的老樟树还枝繁叶茂，树下的茶摊却没人了，半盏凉茶还在石桌上，映着匆匆走过的人影。
三天后，奉新陷落的消息传来。城东苏溪河边的油菜花正开得热闹，金黄的花田与远处冒的黑烟形成刺眼对比。县中学的老师学生忙着搬书，校长办公室的玻璃碎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译本摊开在桌上，书页里夹的枫叶标本轻轻掉了下来。守城的部队在城南五里牌坊布防时，一个年轻士兵摸着牌坊上“节孝流芳”的刻字，对班长说：“等打完仗，我想带对象来看看这老东西。”
三月二十七日，南昌城被攻破。消息传来时，高安城的青石板路上已经能听到零星的枪声。城西米铺的陈老板正称最后一袋糙米，忽然听见街口有急促的马蹄声，抬头看见几个伤兵跌跌撞撞跑过，血滴在青石板上，弯弯曲曲成了暗红的印子。当晚，月光照亮了空无一人的街道，城隍庙的屋檐角挂着一颗没爆炸的炮弹，在夜风里轻轻晃。
四月的淇园村，晨雾还没散。村口明代祠堂的飞檐上，几只麻雀正梳理羽毛。突然，一阵刺耳的枪声打破了安静，二十多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进村子，枪托砸门声、妇女的尖叫声响成一片。鲁克桃老人被推倒在祠堂的天井里，怀里的孙子吓得直哭，她抬头看见横梁上“耕读传家”的匾额，突然想起去年秋收后，儿子鲁绪怀在匾下贴的春联。
“都给我滚出来！”翻译官的喊声，惊醒了躲在柴房里的村民。三百多人被赶到晒谷场，老人们哆嗦着跪下，孩子们躲在妈妈身后，偷偷看日本士兵皮靴上的泥点。鲁绪怀想护住媳妇，却被一枪托打倒在地，血从他额头流下来，染红了胸前的布纽扣。当刺刀刺向第一个青壮年时，七十岁的鲁克桃觉得怀里的孙子突然不动了——这个三岁的孩子，竟被活活吓死了。
村外的稻田里，十六个青壮年被绑在木桩上。一个满脸青春痘的日本士兵举起刺刀，却因为紧张没拿稳。军官骂骂咧咧走上前，像示范一样把刺刀捅进一个中年农民的肚子，血溅在士兵的军装上。白鹭受惊飞走时，机枪响了，尸体像割下来的稻捆一样倒下，新插的秧苗被血浸透，在微风里轻轻晃。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鲁家祠堂的梁柱噼里啪啦响，六百年的族谱在火里卷成黑灰，飘向灰蒙蒙的天。幸存的鲁家人躲在后山竹林里，看着浓烟吞没整个村子，一个妇女咬着袖子，直到嘴角出血——她的四个孩子，都还在燃烧的屋子里。
大城镇的高溪江村，三十六位村民被麻绳串着押到村后的丘陵。篾匠江老六边走边想，昨天答应给孙女编的竹蜻蜓还没做好，竹条还在窗台上。日本士兵们笑着打赌，看谁能在二十步外刺中目标。第一个士兵没站稳，刺刀擦过江老六的肩膀，划出血痕。“哟，没中！”同伴们哄笑中，第二个士兵上前，这次，刺刀直直扎进了江老六的胸口。
胡家村的三分田里，三十五具尸体横七竖八躺着。幸存者胡水生被叫做“单ka头”，因为日本兵的子弹擦过他后脑勺，削掉了半边头皮。他躺在死人堆里装死时，能听见日本士兵用皮鞋踢尸体的声音，闻到自己头上血的腥味。晚上，他拖着伤爬回村子，路上遇见一只瘸腿黑狗，正啃着一只断手——那手上，戴着他熟悉的银镯子。
五月的一个早晨，村前街集市像平常一样热闹。卖菜的老农掀开竹筐上的湿布，露出新鲜青菜；卖油饼的支起铁锅，油香混着葱花香飘得到处都是。突然，东南边天上传来飞机的轰鸣，人们抬头看，只见三个黑点越来越大。有人喊了声“飞机！”，集市一下子乱成一团。
炸弹落下时，油纸伞盖的长街被炸得粉碎。槐树枝上挂着碎布和血肉，滚到地上的南瓜沾着脑浆，在石板路上滚出歪歪扭扭的印子。苏溪河的水变成红色，漂着尸体和杂物，一个妇女的绣花鞋挂在河边芦苇上，鞋面上的并蒂莲还很清楚。祥符镇郑港庵里，一百多个难民正跪在菩萨像前祈祷，突然听见庵门被踹开，接着闻到刺鼻的汽油味。胡义带着媳妇和两个孩子从侧门逃出来，却在菜地里被日本兵追上，刺刀捅进他肚子的那一刻，他看见远处的紫云英开得正旺，像一片紫色的云。
西门外的敖家村，十八间庙宇居然没被烧掉——不是因为神佛保佑，而是日本军官想把这里变成“中国人的坟场”。姚坤夫妇守着要杀的肥猪，想拦住日本兵抢猪，却被刺刀刺死在猪圈旁。他们的女儿躲在柴堆里，看着父母的血渗进泥土，染红了猪槽里的剩食。庙墙上的弹孔到现在还清楚，就像历史留下的伤口，永远好不了。
杉林村的胡拜年被绑在竹筏上，拖到水塘里。他挣扎着喊，溅起的水花惊跑了正在产卵的鲤鱼。水塘边芦苇丛里，他媳妇眼睁睁看着丈夫慢慢没了动静，却不敢哭出声。长屋陈村的废墟上，一群乌鸦盘旋着不肯走，它们的叫声和远处的狼嚎混在一起，像一幅人间地狱的画。
当中国军队退到上高修防线时，活着的百姓开始埋亲人。高溪江村的人用草席裹起二十八具尸体，埋在村后的小山上。一个老人手抖着往坟头倒酒，酒瓶从手里滑落，碎玻璃片划破他的手掌，血滴在新堆的坟上，和泥土混在一起。胡家村的三分田里，人们挖了个大坑，把三十五具尸体埋在一起，一个妇女剪下自己一缕头发，放进坟里——那是她丈夫唯一留下的东西。
八十年代查文物时，工作人员在村前街老房子的墙缝里发现半枚铜钱。铜钱上“光绪通宝”的字已经模糊了，却还能看见穿钱的绳子痕迹。有人说，这是当年集市上准备找零的钱串子，摊主没来得及收起来，就遇上了空袭。西门庙宇的菩萨金身文革时被毁了，只有殿前的古柏树还站着，年轮里卡着的弹片，就像大树永远好不了的伤疤。
现在的淇园村，重建的祠堂里传来朗朗书声。来研学的孩子们围在展示柜前，看着烧黑的犁头和生锈的铜锁，听老人讲那段血色往事。村口的百岁老人坐在石凳上，指着远处的高速公路说：“当年日本兵机枪扫射的地方，现在修了高速路，车子开得可快了。”风吹过稻田，新插的秧苗掀起绿色的波浪，好像八十多年前渗进泥土的血泪，终于长出了新的希望。
苏溪河边的油菜花每年都开，金黄的花田与远处的纪念馆互相映衬。纪念馆的墙上，挂着幸存者的照片和他们的讲述，其中一张照片里，“单ka头”胡水生摸着头上的伤疤，眼神里既有痛苦，也有坚强。每年清明节，都有学生来扫墓，他们献的菊花在春风里轻轻摇，像是在告慰死去的人。
在南昌的抗战纪念馆里，有一面墙专门展高安惨案的资料。一张发黄的照片里，一个妈妈抱着死去的孩子，跪在废墟上哭，她身后，房子烧得正旺。照片下面的字写着：“1939年4月，高安淇园村，一位母亲和她三岁的孩子。”这张照片，让每个停下来看的人都忍不住掉眼泪。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转，当年的战火早灭了，但刻在泥土里的伤痕，留在幸存者记忆里的噩梦，永远不会被忘记。每当春天来，赣北的土地上总会开出鲜艳的花，它们是苦难的见证，也是重生的象征。就像一个诗人说的：“血渗进泥土，总会长出和平的果子。”在高安，在赣鄱大地，在全中国，这个春天的故事，永远提醒我们：和平不容易，一定要好好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