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伴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利好形势，关于组织民主人士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的事项也被提上日程。
自1948年8月开始，大批民主人士陆续从各地辗转进入解放区，准备参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政协会议。这其中，除了从香港归来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人外，被称为“川北圣人”的张澜是极具代表性的重量级人物。
相比于李济深等人自香港返回大陆时的境况而言，时任民盟主席的张澜却被老蒋抢先一步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中，处境十分不利。
1949年1月，随着老蒋与李宗仁在推杯换盏间完成了“总统”身份的移交，以“国共和谈”为目标口号的李宗仁开始积极争取张澜的支持和加入。不过，他随后派出的甘介侯和邵力子二人却在张澜面前吃了一次闭门羹。
面对先后两次前来“招安”自己的说客，张澜直截了当的亮明自己的观点立场，让甘、邵二人再无回旋余地：
眼见拉拢争取工作无望，李宗仁也就打消了让张澜出面“调停”的想法，而这也意味着张澜接下来的处境将更加危险。
随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渡江战役如火如荼般展开，盘踞在上海的保密局特务们也在上级指示授意下对张澜进行了更加严密的监视封锁。此时的张澜，莫说是动身前往北平参加新政协，能不能确保自身安全都是未知的。
1949年5月10日，距离上海解放不足20天的时间里，国军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大队长聂琮和副大队长阎锦文率领几名全副武装的特务闯进张澜和罗隆基病房，以武力胁迫方式欲挟持二人离开。
关键时刻，值班医生以二人病情过重，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为由劝说特务们改为疗养院内监禁。思考再三后，聂、阎二人也认为对方言之有理，毕竟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对张澜实行控制，一旦性命有虞，自己对上也都不好交代。
最终，武装人员荷枪实弹、不分昼夜的对张澜和罗隆基二人所在的疗养院进行警戒和监视。至此，两位民主人士逃脱的概率几乎化为零，一切似乎都已成定局。
不过，历史转折关口的重大事件往往都是在不期而遇的巧合中被阴差阳错的促成。
正当上海特务系统负责人毛森受毛人凤密令指示，安排阎锦文于5月24日晚21时前将张澜、罗隆基押往黄埔江畔一艘轮船继而开赴台湾时，戏剧性转折的一幕却出现了。
阎锦文率稽查处一队人员前往张澜、罗隆基住处时，预感情况不妙的张澜当即率先发声，表示宁死也不去对面孤岛苟延残喘。岂料话音刚落，阎锦文却凑上前来，轻声表示自己是受杨虎的委托前来执行营救任务的。
当然，仅凭这一句话自然难以让面前两位民盟元老相信，这个曾在两周前差点让自己身陷囹圄的军统特务队长会是“自己人”。当阎锦文将提前准备好的杨虎夫人田淑君电话号码告知对方并拨通询问后，张澜和罗隆基最终确定了面前之人的特殊使命。
那么，作为国军元老、老蒋结义兄弟的杨虎，又为何会助我方一臂之力来营救张、罗二人？
说来也巧，一方面源于杨虎本人与老蒋长期积怨导致的貌合神离，另一方面则是抗战时期周恩来对杨虎的统战工作发挥了成效。
杨虎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便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左膀右臂，与老蒋自然颇有渊源。在老蒋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作为特务处长的杨虎因积极响应而被老蒋委以上海警备司令的要职。
不过，随着老蒋权力欲望的极剧膨胀和独裁统治日趋强化，一心不甘失势的杨虎也就成了他的绊脚石而被剔除出局，二人就此产生对立隔阂。
也恰在此时，无官一身轻的杨虎在重庆结识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无论是对方的个人魅力，还是言谈举止间透露出的观点主张，都令杨虎深表折服。在当面反思昔日追随老蒋犯下罪行的同时，他得到了周恩来中肯而又尽显格局的评价：
殊不知，正是多年前周恩来的一番肺腑之言，为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工作者与杨虎合力展开营救张澜的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恩来向负责上海秘密战线工作的吴克坚作出充分利用杨虎在当地人际关系网营救张、罗二人的指示，对方旋即通过杨虎夫人田淑君与其取得了联络。
得知是周恩来的指示，杨虎毫不犹豫的将营救任务应接下来，并当面向吴克坚立下了“军令状”。随即，杨虎找来了自己的女婿、时任上海警备副司令的周力行和自己的老部下、稽查处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二人，同时让夫人田淑君充当二人联络员，共同参与这次营救行动。
周力行作为杨虎一手培养起来的心腹，又是自己的女婿，于公于私在这件事情上都责无旁贷，而作为与我方毫无利益瓜葛且在此前多次参与搜捕上海地下党及民主党派人士的阎锦文，能主动扭转态度加入到营救阵营中来，不能不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又确实令人动容。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或初衷，阎锦文在这次营救张澜、罗隆基行动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是无法掩饰的。首先，阎锦文与稽查处长何隆庆是四川涪陵老乡，而对方又充分信任自己；在最早受上峰指令监视张澜等人时，阎锦文就是何隆庆指派的监管负责人。
掌握了这个基础，阎锦文就有了随意进出张澜和罗隆基疗养场所而不受限制的便利。随着5月24日接到转移张澜的指示后，阎锦文随即率部赶到虹桥疗养院。
在完成对此前何隆庆委派三名杀手的岗位替换后，阎锦文这才进入张、罗二人病房，经简单确认身份后，他根据此前与田淑君约定的转移地点，将二人秘密送往蟠龙路的杨公馆。时隔多年，阎锦文再度回忆起当年这段往事时仍记忆犹新：
最终，阎锦文堂而皇之的驾车护送二人疾驰而去，如同我们在电影《建国大业》中看到的那样，每遇沿途哨卡盘查，阎锦文就声称车上是自家“老爷子”和兄长，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四通八达的人际网而畅通无阻。
当然，另一边坐镇指挥的大特务毛森眼见超时后人还没到，瞬间感觉不对劲，因此派员在要道上拦截追赶。说来也巧，阎锦文等人距离杨公馆咫尺之遥时，毛森的人也追了上来。情急之下，他索性弃车步行，让两名队员背起张、罗二人穿墙过屋，最终顺利抵达杨公馆。
当时很多人的印象还都停留在张澜、罗隆基被困在上海，随着上海解放，大家又都认为二人光荣就义，不成想几个月后的开国大典中，人们却发现张澜竟奇迹般地站在教员身旁，见证着这一伟大历史时刻……
这一“奇迹”的背后，自然要归功于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阎锦文。
上海解放后，阎锦文被安排出任市公安局专员，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每逢他到北京出差，作为国家副主席的张澜都会设家宴招待这位“救命恩人”。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人建议阎锦文向组织部门重提当年营救张澜等人之事，这样可以弥补他在动荡时期因不公正批判而造成的各方面损失，不过，这些都被他一一拒绝了。
至于他本人唯一的请求，就是能将自己的退休身份改为离休，即希望组织上能按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来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不过，这件事涉及到的点比较多，原单位一时也无法作出决议，最终，请求被层层上报后，呈报到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办公桌前。
对阎锦文的历史贡献，邓颖超是比较清楚的。为此，她亲自为这位革命功臣的离休申请定下了基调：
有了邓颖超的批示，阎锦文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算彻底落地了。此后，他被北京宣武区司法局聘为特邀律师，频频参与到改革开放前期外资企业的民事诉讼案件中，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发挥自己的余热，践行当年参与营救行动后的革命初衷。
如同周恩来对杨虎说的那番话一样，看待和评价一个人，不仅要看过去和现在，更要看将来。阎锦文的过去虽然乏善可陈，但从他决心救出张澜等人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跨入“大写的人”门槛了。
一个人一生虽然漫长，但光华往往只在关键的某个或几个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