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看截止2024年世界各国获得诺贝尔奖人数排名。
- 美国：414人
（2024年新增9人，覆盖生理学、物理学、化学等领域） - 英国：138人
（传统科研强国，保持稳定增长） - 德国：115人
（涵盖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领域） - 法国：76人
（文学与和平奖领域表现突出） - 瑞典：34人
（诺贝尔奖发源地，化学和医学领域占优） - 日本：30人
（亚洲第一，团队获奖占比提升） - 加拿大：29人
（2024年新增1人，计算机与生命科学领域活跃） - 瑞士：26人
（人口比例获奖密度全球最高） - 奥地利：25人
（医学和物理学贡献显著） - 俄罗斯：23人
（含苏联时期获奖者，物理学领域为主）
其他主要国家：
荷兰/意大利：各20人
以色列：12人（集中于经济学与化学）
中国：2人（均为中国籍，未包含外籍华人）
韩国：3人（2024年新增文学奖得主）
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与其对世界的学术成就贡献悬殊太大，很能说明教育的问题。10几年过去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似乎是依然无解。
那么我们的教育究竟缺少什么呢？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引起有识之士关注与讨论，共同寻求教育强国之路。
一、缺少冒险与开拓精神
孔子说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中国是山的文明，稳重、敦厚，安土重迁，追求的是稳，不求大富大贵，知足常乐、稳稳当当过一辈子。西方是海的文明，冒险、进取，开拓创新，追求的是变，追求无止境，不满足现状，喜欢新鲜与刺激。
这样的文化导致中国人喜欢稳定，不喜欢冒险，安安稳稳即是毕生追求。中国有78%的大学生都想考公务员，进国企央企，因为稳，虽然薪水不高，工作没有挑战性，但旱涝保收，吃穿不愁。美国只有2%的学生想当公务员，因为美国学生个个充满野心，内心不安份，每个人都想做行业领袖，都想改变操控社会，改变世界，他们敢于冒险、敢于挑战、敢于开拓新的事业，敢于创新。
思维决定行为，中国最优秀的学生都在体制内，安安份份做着最规规矩的事，拿着不高的薪水，按部就班，毫无波澜地度过一生，不留名，不留姓。反正一辈子安安稳稳、顺顺利利、平平淡淡也就满足了。
美国学生最不安份，天天折腾，整天胡思乱想，就想捣鼓出新东西，他们不满足现状，日夜想着创造新东西，为这个世界创新出什么东西，为人类发现发明什么东西，试图为改变世界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当政治家的的，希望能主宰世界格局。当科学家的，期望发现发明什么东西，增进人类的福祉。当探险家的，希望能发现地球的秘密；还有艺术家、教育家，不管什么家，都希望能在这个世界上大闹一场，证明自己的存在，然后离去。
所以，我们的教育最缺少培养孩子的冒险与开拓精神。人人追求安稳、人人争着进体制，人人安于现状、人人不敢冒险，社会死气沉沉。我曾遇到一位211大学生，本来有很好的专业，远大的前途，但却选择进入体制。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办事处负责盖章，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一眼可以望到头，十分安稳、薪水十分没有挑战的工作。可惜了！
千千万万的精英都在体制内过安安稳稳的日子，谁去研发、谁去创新、谁去冒险、谁去创造新的岗位？社会暮气沉沉，何以发展？
这种缺少冒险与开拓精神在基础教育同样存在，每个学校都把安全问题摆在最重要之处，为了杜绝安全问题，孩子不课间不准跑、不准闹，最好规规矩矩坐着，这样就不会出现任何安全问题。为了安全，体育课取消长跑、取消有潜在危险的项目，以不出现任何安全问题为要。至于校外活动更是绝对禁止，过去秋游、野炊、登山夺红旗之类的活动更是明令禁止。最好的办法就是孩子每天都关在笼子里喂养，一切都由大人代办，这是最安全不过了。
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不会想着冒险、也没有任何冒险的本领，高考、考研，所有考试的尽头最终都是编制。中国人不是说了吗，宇宙的尽头就是编制。
二、缺少批判与质疑的精神
中国人是迷信权威、敬畏权威的。书本、领导、父母、长辈、学长他们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的，不要怀疑，也不需要怀疑，执行就是了，不要怀疑领导的话对不对，对不对不是你考虑的，如何执行到位才是你的本份。
我们的课堂教师说的都是对的，不能挑战教师的权威。天地君亲师是至高无上的，不能挑战，只能顺从。敢于挑战就是不尊重教师，不尊重领导，不孝顺父母，这在中国可是大逆不道，要背负非常大的罪名的。
考试时，标准答案就是标准答案，除此都是错的。不要有批判精神，也不能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标准答案，一切批判都是另类，要受到排挤、受到处罚的。我们的学校最喜欢温温顺顺小绵羊，最喜欢没有个性的规矩学生。
可是，要在科学进步上，批判精神是必不可少的，缺乏批判精神就是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
批判精神是科学创造的核心驱动力。质疑权威理论：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往往源于对旧范式的批判。例如，伽利略通过质疑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理论，提出自由落体定律；爱因斯坦因批判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创立相对论。颠覆性创新前提：哥白尼对“地心说”的怀疑催生“日心说”，李政道与杨振宁对宇称守恒定律普遍性的质疑促成弱相互作用领域的新发现。批判精神使科学家敢于挑战“已成真理”，为突破性发现奠定基础。
批判精神通过质疑、验证与重构，成为科学从量变到质变的催化剂。它不仅塑造了科学史的里程碑，更是当代科研应对复杂挑战的必备思维工具。这恰恰是我们的教育一直缺少的。
三、缺少精神独立与人格自由
世界著名大学非常强调精神独立与要人格自由。他们认为，大学如果没有独立研究的精神，总是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涉秘限制，那么学术独立就无从谈起。当教授一切听命于外部力量，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说，整天惟惟诺诺，没有自己的思想与灵魂。在思想与言论被禁固的环境下，聪明才智就无从发挥，当一个人形同木偶，被别人操控时，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在这样的环境下，本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只能万马齐喑，这样的局面何谈新思想、新观念、新发明、新创造。
2025年4月，哈佛大学公开拒绝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多项干预要求，包括终止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项目、禁止校园抗议者佩戴口罩、共享招生及招聘数据，以及接受联邦“意识形态审查”等。校方明确指出这些要求“构成对学术自由的宪法性侵犯”。
美国政府以冻结拨款施压，暂停向哈佛提供22亿美元联邦科研拨款和6000万美元政府合同，威胁取消总计90亿美元的长期资助。尽管此举影响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关键研究项目，哈佛仍选择承担短期损失，依靠532亿美元的捐赠基金维持运营独立性。
哈佛自17世纪建校以来，校训“真理”（Veritas）即奠定独立精神根基。此次事件延续了其历史上抵制麦卡锡主义、越战时期政府干预的传统，成为现代学术自由保卫战的标志性案例。
这就是哈佛大学为什么能长期保持世界大学地位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追求学术独立，誓死捍卫学术的尊严，为了学校尊严不会向任何政治势力妥协。
这让我不禁想起中国曾经的一所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诞生在抗战烽火年代的大学，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仅仅存在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朱自清、闻一多等300余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
联大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共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支撑着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刚毅艰卓”为校训，形成了独立自由、民主平等、自觉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精神。
有人问联大毕业生，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为什么联大能在短短八年，且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为国家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汪曾祺只说了两个字：自由。这或许就是联大成功的最大秘密。
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通过多重机制维护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并成为“民主堡垒”。西南联大以“兼容并包之精神，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为办学宗旨，明确提出大学应按照学术发展规律独立办学。这一理念认为，学术创新依赖于个人自主探索，因此强调大学需与政治保持距离。
教师可自主选择教材与授课内容，例如闻一多开设的“古代神话”课吸引跨学科学生听讲，以思想性突破专业界限。反对照本宣科，教师采用研讨、辩论等形式激发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形成“大师培养大师”的教学模式。
学校管理拒绝外部势力干预，梅贻琦等校长坚持“教授治校”原则，保障师生在课程设置、科研方向上的决策权。依托云南地方势力保护，避免国民党政权直接控制，并通过校友捐赠、国际援助维持财务独立性。
联大允许不同立场思想共存，学生中既有左翼进步青年，也有保守派学者，但校方禁止政治势力介入课堂，确保“真理探讨不受立场束缚”。例如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等不同学派学者共同授课。
想想我们今天的大学，有的高校对“网红学者”的暧昧态度，名校与商界名流的“名誉绑定”与西南联大“兼容并包、教授治校”传统有多么巨大的差异。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当前的教育最缺少的东西。欢迎各位朋友补充，一起关注这个问题，让教育早日强国。
